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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特稿|老羊视角:雾霾是个好事

 

长沙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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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大陆雾霾围城,大家又开始热烈讨论起来。雾霾致癌,人人恨之入骨,但它有时候也是个好事。请待我慢慢道来。

首先,雾霾意味着平等。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出门都呼吸一样的空气。几千年来人们苦苦追求的这种平等精神,现在雾霾帮我们实现了。以前水污染、土壤污染,那都不平等,有钱人基本不受影响。

第二,雾霾并不立即致命,又让大家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我可能要更正一下,其实大多数人早就知道环保重要,空气质量很重要,但却无动于衷。自己发财最要紧,哪管身后洪水滔天。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总结了一个“公用品悲剧”,凡是公共用品一定没有好下场。家里的厕所都干净,但公共厕所永远最脏。这个世界最大的公用品就是空气,这东西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私有化确定产权的,所以它悲剧了。

顺便说一句,其实雾霾还是比较容易对付的,真正难对付的是温室气体。所有的有毒污染物都相对容易搞定,包括雾霾,严格执法就是了。但是二氧化碳我们无论如何也搞不定,因为人类目前还在依靠石油和煤炭等化石能源,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依然如此。这个话题明年另文讨论。

雾霾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目前政府部门和专家正在吵架,但是有一点大家都同意:雾霾和重工业密切相关,尤其是钢铁、汽车、水泥、煤炭、电力等等工业。我们现在唯一争论的是它们各自所占的比例,比如汽车尾气到底是占雾霾的15%还是20%。我并不是说这种争论没有意义,科学的严谨精神是不能放弃的,但在争论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在指责别人,指责政府管理不力、企业偷排偷放等等,唯独不说自己也有责任。这很不好。

现在中国的煤炭钢铁水泥等重工业的产值均为世界第一。企业不是傻子,有需求才有生产。每个人都在追求大房子和豪华汽车,重工业才突飞猛进。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人都是雾霾的推手。拥有大房子和大排量汽车的人尤其需要反思自己。

河北内丘县,2008年11月18日。污染严重的重工业企业也竖起了绿色环保旗帜。选自我的107国道北京至深圳图片专题。此次我独自骑行31天,行程2700公里

第三,雾霾让大家充分认识到人性之恶。“公用品悲剧”的潜台词就是人性本恶。我们之所以引进政府这样一个强制工具,就是为了制止有人坑蒙拐骗,为了私利不惜损害公共利益。比如中国的大型火电厂按法规都得安装除尘脱硫设备,但是不少电厂为了省钱,很多时候都把脱硫设备给关了。钢铁厂、造纸厂和水泥厂都这么干,雾霾不来才怪了。

也许有人要问,政府在哪里?难道就没人来管一管这些无法无天的企业吗?说得对,但是中国很不幸,有一个较为腐败的政府机构,环保机构形同虚设。广东某市环保局长不是被人录音了吗:我分分钟可以让你破产。意思是说,不送钱来就判你环保不合格,立即关门停产。送钱来,啥都好说,随便你排污。全国各地的环保官员都大同小异。这么搞下去,雾霾不来才怪了。

综上所述,雾霾围城,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都有责任。重要的事说三遍:个人、企业和政府都有责任。个人、企业和政府都有责任。个人、企业和政府都有责任!

所以,要解决雾霾问题需要三方一起努力。首先来看个人。既然雾霾和大家追求大房子和大汽车有关系,有啥办法让大家不追求这个吗?理论上当然可以,美国的几十万阿米绪人正是这么做的,他们不使用任何用电的东西,包括手机和汽车。但阿米绪人有宗教信仰的支撑。这个我们比不了。我们信仰的是钱,谁的汽车排量大谁就光荣。

要改变这种情况,唯一的希望在于教育。整个社会要形成一种“够用就好、少用光荣”的价值观。要减少工业产出,改变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要让孩子们一看到八缸大排量汽车,第一反应是他们家污染环境太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觉得他们家是成功人士。但是这难度非常大,需要一种类似宗教的力量才行。

很难做到并不代表不去做。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少开汽车,多走路或者骑车。我自己正是这么干的,我的汽车只是做家里急事备用,一个星期都很难发动一次。为了宣传单车出行,2012年夏天我拼了老命,自费拍摄了自行车纪录片《老杨的川藏线》。我还经常劝说朋友们别买奢侈品,多追求精神财富,少追求物质财富。但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愿意当环保活雷锋。

既然个人很难改变,那企业改变的可能性要大一点?我觉得同样难。资本的最大特点是唯利是图,要企业家少赚钱,等于要他们的命。当然,也有一些不纯粹为了赚钱的企业,比如谷歌就把“不作恶”作为其企业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它认为政府有些管理是作恶,所以拒绝服从,但谷歌很不幸地死在了中国。

在中国企业界,不作恶、讲良心、讲诚信、不行贿受贿,那就很难发展。当大多数厂家都在贿赂官员、肆意排放的时候,少数坚持按环保法规处理废水废气的企业就处境艰难,因为生产成本降不下来。总而言之,中国的某些制度(及其执行者)正在逼良为娼,劣币正在驱逐良币,导致了大量没有社会责任感的无良企业茁壮成长。

如果没有一套更好的制度,并有效地执行,企业是不会真正有所改变的。那驱逐雾霾的最大责任就落到政府头上了。确实是这样,政府是这个国家的管理者,现在环境搞成这样,实属其管理不力。根治雾霾,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廉洁奉公,严格执法的政府。现在中国正在大规模反腐,但是别高兴得太早。问一个问题:你能自己监督自己吗?左手监督右手行不行?

如果做不到,有啥别的办法吗?如果要说根本方法,应该参照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理论。洛克认为人类本来可以不需要国家和政府,每个人都是独立和自由的个体,但是在出现私有财产之后,总有些人不那么自觉,为了自己赚钱,不惜侵犯别人的利益。所以,人们只得放弃一部分自由,通过契约的方式委托某些人(或某团体,即政党)组成政府,赋予其强制权,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就是国家和政府的起源。当政府违背了契约,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利时,人们有权抛弃现政府,建立一个遵守契约的新政府。

组建政府,这本身就意味着人性本恶。若是人性本善,我们根本就不要国家,也不需要政府。政府是由党派所组建,所谓党派,乃是一种群众性组织,通俗讲就是几个人组成的团伙。既然人性本恶,那几个人联合组建的团伙也同样可能作恶,他们可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实际上是为人民币服务,为自己谋利,坑害大众。我前面说的广东那些环保官员正是这么干的。

雾霾乃是国难,它威胁到了国人的健康和生命。可又能怎么样呢?中国政府不遵守契约的事太多了。本来说了一个孩子好,国家来养老,现在不但不算数,还要延迟退休;本来说了绝不走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现在面对雾霾谁都不说话了;本来油价说好了同步调整的,现在就是不下调,还说是治理雾霾的需要。这理由相当雷人。

虽然政府屡屡失约,但是我们现在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洛克的道路完全不挨边。实在要牵强一点的话,中国也可以说符合洛克的政府契约论,只不过我们中国特色的契约是这样写的:不论本政府管理如何糟糕,本合同永远不得取消。

中国政府现在把维护这种霸王合同放在了最首要的位置,其他的一切都在其次,包括有毒食品问题,包括水污染和土壤污染,也包括本文所谈的雾霾。也许你不同意我的说法,但是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面对雾霾围城,民间人士也行动起来了。2015年2月28日,有一个叫柴静的小妹上传了一个她自己拍的纪录片《穹顶之下》,讲述了她本人对雾霾的看法。这个片子创下了全国纪录,一周之内点击播放超过一亿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从2015年3月7日晚上开始,全国所有的视频网站统一下架了《穹顶之下》,现在中国人要看这个片子只能想办去国外网站。

柴静纪录片

《穹顶之下》当然有瑕疵,比如柴静的孩子的病和雾霾是否有直接联系,她并没有严格论证;柴静建议的雾霾解决方案我本人也不十分赞同,中国至少目前是离不开煤炭的,研究煤炭清洁发电应该更为靠谱。但《穹顶之下》总体来说是一个制作严谨的片子,它至少提起了公众对雾霾的重视,是一件好事。

好事归好事,但《穹顶之下》在全国广泛传播之后,公众自然会一起来追究雾霾围城的深层原因。中国政府最怕自己被广泛质疑,因为这有可能动摇其执政的基础。查封《穹顶之下》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一句话,虽然治理雾霾很重要,但是维护稳定更为重要。

我个人认为,这就是雾霾最大的好处。它帮助我们认识了人性之恶以及政府的本质。美国国父和《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的托马斯杰弗逊说过:“尘世中所有的政府都有人类弱点的印记,都有腐化和堕落的胚芽,其狡诈会显露,其邪恶会逐渐展现、蓄积和增强。。。”因此,“信赖我们自己选择的人,认为他会为我们的权力保障代言,这将是一种危险的幻想。”

因为要和家人庆祝新年,我就不再啰嗦了。我想把这篇文章献给我的妻子小修。2015年我们俩成功制造了新的生命,儿子现在四个半月大,可爱得要死。感谢小修在坚持研究生学业的同时还负担了大部分照顾孩子的重任。虽然我没有像子怡和柴静那样把孩子落户去外国,但我希望我的孩子今后在中国一样能呼吸到干净的空气。这也是我半夜起来扒拉这些文字的原因。

杨飞,
3月2日于新加坡,
12月30日改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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