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作品

中国近代史老杨版(草稿)

 

一,晚清篇(1840-1911

1,第一次鸦片战争

摘要:以英国的政治传统,自1215年《大宪章》签订以来,国王的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而中国文化历来遵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人都是皇上的奴才。皇上决定查禁鸦片,钦差大臣就可以肆意而为,不顾他人的基本权利,包括私人财产和个人自由。中国的这种传统思想,和英国的立国之本是互相冲突的。

四海之外皆蛮夷是儒家的传统之一。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中国的皇帝乃是普天下之共王。儒家没有外国与中国平等的概念。而欧洲国家自1648年订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开始倡导各民族国家一律平等。这两种思想是根本冲突的,发展到极致就是战争。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表面看是鸦片和贸易之争,本质上是文化、思想和制度之争。

本章目录(点击直达)

1乾隆皇帝与英国特使

2清朝中期的局势

3第一次武装冲突

4禁烟的背景

5林则徐的铁腕

6全面战争

7非战之败

8鸦片是否应该严禁?

9觉悟的林则徐?

 10文化与制度之战

11《南京条约》分析

(附录)老杨点评清朝


1)乾隆皇帝与英国特使

大多数中国近代史都是从1840年写起,我个人觉得可以从1792年开始算。这年的9月,西半球最强的大英帝国向东半球最强的大清国派出了第一个官方访问团。

17929月,以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为名,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派遣了一支八十人的大型使团,由马戛尔尼勋爵(Macartney)率领,分乘三艘大船,计有水手和卫兵数百人,浩浩荡荡前往北京贺寿。船队历经十一个月,航行半个地球,于17938月达到天津。

马戛尔尼此行带着数百箱礼物,内有各种土特产、钟表、望远镜和地球仪,还有代表英国最先进工业水平的前膛枪、蒸汽机和舰炮模型等等,可算诚意满满。有朋自远方来,乾隆欣然接见。

这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最后却闹得不欢而散,原因在于礼仪纠纷。大清朝要求英国特使在拜见乾隆时双膝跪地,行三叩九拜之礼。中国几千年来,所有的臣属国都是这么做的。但马戛尔尼不同意,他认为大英帝国和大清国乃是平等关系。一件喜事眼看要黄,最后双方勉强达成妥协,马戛尔尼单膝跪地参拜乾隆。

英国特使万里而来,目的当然不单是祝寿,其重要任务是帮助英国公司拓展中国市场(当时清朝只允许广州一地与外国通商)。马戛尔尼提出了数点要求:

A,将贸易扩展到舟山、宁波和天津;B,按俄罗斯商人的先例,允许英商在北京设立货栈;C,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座小岛供英商存货;D,在广州附近指定一小块地供英商居住;E,明确英商应缴的税,不另征收。

乾隆帝对扩展商务没有兴趣,一条都没答应,最后几乎是下了逐客令,派专人护送英国特使出京。马戛尔尼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中国。1794年,马戛尔尼回到伦敦,给英国国王带去了乾隆帝的一道敕谕,其中写道:

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大意:我对英王不远万里来贺寿的孝心很满意。。但这些东西一般,我看你们诚心才收下的。我天朝富有四海,万邦来朝,啥都不缺)

这份敕谕现藏于大英博物馆。观其行文,这是把大英帝国看成了又一个来进贡的藩属国。这也不能完全怪乾隆,中国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老子天下第一,四海之外皆为蛮夷。

2)清朝中期的局势

乾隆和他的大臣们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一无所知。马戛尔尼来访之时,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在欧洲如火如荼。蒸汽机的发明让英国如同开了挂一样,引发了欧洲乃至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生产力大跃进。欧洲诸国在全球抢占市场和殖民地,英国乃是其中最大的赢家,当时的地球海上霸主。乾隆皇帝更不知道的是,另一个未来的霸主美国已经在1783年取得独立,把英国都打趴下了。

此次英国特使送来了几百箱洋货和先进工业制品,本是一次很好的中西交流机会,但乾隆皇帝既不关心地球仪和洋枪洋炮,也不关心国际贸易,却无比关心磕头的细节,令人叹息。

在很多历史书上,康熙和乾隆时期被称为康乾盛世,人口增长较快(明朝末年约一点亿,乾隆末期达三亿)。究其原因,一是内地战乱基本平息,二是农作物产量增长较大,三是摊丁入亩政策降低了农民的税赋。

我个人观点,清代农作物产量的提高,最大的推动力来自明末清初进入中国的海外高产物种,尤其是原产美洲的红薯、土豆和玉米。这些作物的推广,推动了全球人口的增长,包括中国。从根本上来讲,美洲农作物品种的传播得益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得益于航海技术和全球贸易的发展。

唐宋时期对海外贸易相对开放,到了明清时期则实行海禁。政策虽有反复,但整体趋紧。也许有人要提郑和下西洋,中国航海史的巅峰之作,但那只是一个罕见的官方行为,原因可能是明成祖突发奇想。史家一般认为,郑和下西洋主要是政治目的,以宣扬明朝国力为主。明朝对内则多次颁布禁海令,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片板不得下海。《大明律》中有关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的条文屡见不鲜。

清朝则基本延续了明朝的禁海政策。以防寇为名,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沿海各省被令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对海外贸易的限制达到了顶峰,全国只准广州一地对外通商,其他省份一律不准西洋船只靠岸。这种匪夷所思的政策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才被迫改变。

我个人观点,老百姓靠红薯和玉米勉强果腹的时期是很难称作盛世的。反观清廷各级官员,其贪污腐化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乾隆的宠臣和珅一个人就贪了白银八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朝十五年的财政收入。此种盛世,更准确地说是各级官僚尤其是八旗子弟贪赃敛财的盛世。

在思想控制上,乾隆也到达了中国历史的新高峰,有据可查的文字狱就发生了一百余起。他以恐怖的手段,清除一切可能危及其统治的思想。文化人的脊梁都被打断,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乾隆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拥有了空前广大的疆域,这当然不能否认,但统治阶层在钱财上贪婪,思想上僵化,以及广泛和制度化的民族歧视,也同样是不可否定的。

马戛尔尼访问中国,虽然外交上基本失败,扩大通商的提议如石沉大海,但也获得了一次实地考察中国的难得机会。此人的观察相当仔细。在回忆录里,他描述了锦衣玉食的各级官员,也记述了随意被鞭笞的老百姓;他感慨于乾隆皇帝的慷慨大方(连船上的水手都获赏赐),也感慨大清国老百姓的普遍贫困,扔出去的一点残羹剩饭都能引起哄抢。

在马戛尔尼看来,中国恒久不变的体制并不能证明他们的优越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的帝国,它翻来覆去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他认为清朝的强盛只是徒有其表,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要击败它并不困难。马戛尔尼的预测是相当准确的。四十多年后,英国人再次叩关中国。这次来的不是商船,而是炮舰。

 3)第一次武装冲突

1840-1842年,大清朝和大英帝国之间终于爆发了一场大战。此战因鸦片贸易而起,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英双方自乾隆时期起就积怨已久。马戛尔尼1793年好歹还见到了乾隆,他的后任特使阿姆哈斯(Amherst)于1816年求见嘉庆皇帝,直接吃了闭门羹。

先要指出,中英双方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并不在1840年,而是在1834年。这年的4月,英国政府委派律劳卑(Napier)为第一任驻华商贸总监。这个职位表面上是商务管理,实际职责类似驻华大使。这是一个重大变化,从此中英之间从纯粹的商务关系逐渐转为政商合一。但大清国从上至下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重大转变。

律劳卑在广州投书求见两广总督卢坤。卢坤不予会见,斥律劳卑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大逆不道,一度下令停止中英贸易并派兵包围了广州商会。律劳卑也发了飙,召集三艘小型兵船进入内河,在虎门附近与清军交火。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中英武装冲突。

大清的词典里没有平等二字,四海之外皆是蛮夷。夷人没有资格见官,有事须通过公行转达。现在来了一个新夷目,不知天高地厚,当然要予以教训。作为欧洲第一强国,英国不吃这一套,国与国平等乃是其基本法则。这两边不打起来才怪。

4)禁烟的背景

英国人从中国常年购买茶叶、丝绸和陶瓷,向中国售卖的主要是毛呢、钟表、玻璃制品,以及来自印度的棉纺织品,但这些东西在中国并没有什么市场。英国人买得多卖得少,大量的白银是流向中国的。但自嘉庆年尤其是道光年(1821)开始,情况开始逆转,原因在于英国人开始大量倾销一种罂粟制品鸦片。

罂粟是一种原产于小亚细亚(今土耳其一带)的草本植物,其果实在切割出汁之后就可制作为鸦片,有镇静和止痛之效。罂粟的人工种植已有数千年历史。在唐朝的时候,罂粟和鸦片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时称阿芙蓉。

1840年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什么毒品的概念,鸦片也是一种正常贸易货物。世界各国把鸦片公认为毒品,得等到1912年《荷兰海牙禁烟公约》的签订。

如果没有国际准则,某商品的管理应该以该国的地方法规为准。但清朝那时候并没有多少依法治国的概念,大事都以皇上的圣旨为准。但圣旨也不一定管用。以禁鸦片为例,早在1729年,雍正帝就颁布过禁烟令。一百多年来,禁令颁布了十几次,但地方官员阳奉阴违,在鸦片管制中捞油水,导致鸦片愈禁愈多。警匪勾结贩卖毒品在当今是常事,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也是一样,很多鸦片就是官船运进来的。

皇上本人在禁烟这个问题上也犹豫不决。有书说道光帝和他的几个宠妃本身就是瘾君子。这并不是空穴来风,鸦片在明朝就是一种宫廷专用的高级舶来品。《大明会典》曾记载暹罗国王给万历皇帝进贡乌香两百斤,乌香就是鸦片。

本来是王公大臣才有权享用,但英国人在印度和孟加拉大量种植罂粟并廉价贩卖到中国,使得贩夫走卒也开始吸食鸦片。1836年(道光十六年)英国和中国的贸易额为一千三百多万英镑,其中十之七八是鸦片。广东和福建街头的烟馆比比皆是,并有蔓延全国之势。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一方面有害群众健康,另一方面导致大量白银流失海外(那时的国际贸易多以真金白银结算)。

1836年初,道光帝就禁烟一事征询大臣的意见。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是弛禁派的代表。他上奏说这个东西难以禁绝,不如特许合法经营,还可征税增加朝廷收入。他还主张开放国内种植罂粟,取代进口,扭转白银外流。

18386月,道光帝就禁烟一事再次问计群臣。湖广总督林则徐是严禁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湖南和湖北两省查禁鸦片,收缴烟枪,颇有成效。林则徐在奏章中说,若继续让鸦片泛滥,则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帝深感其表,最后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

5)林则徐的铁腕

1839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此人是清朝官员中罕见的实干分子,这次他奉旨而来,下决心要禁绝鸦片。他采取的手段简单粗暴,第一下令在广州的英国商人交出所有的鸦片;第二逼迫外国商人签保证书,上写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夹带,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简单说就是保证以后永不贩卖鸦片,否则货物一律没收,人则就地斩首。

为逼迫英国人交出鸦片,林则徐派兵包围了外国人居住的广州十三行,断绝食物供应,并命令里面的中国买办和佣人撤出。关了数日之后,英国商人交出了一千零三十七箱鸦片。林则徐认为数量太少,拒不撤围。英国商人以为这次禁烟又是走过场,没想到遇上了硬茬。

被关了二十多天之后,里面的人熬不住了。英国驻华商贸总监义律(Charles Elliot)下令英国人交出船上所有的鸦片。至18395月中,共计收缴两万余箱。林则徐下令将这些鸦片集中在虎门海滩,全数销毁。虽然交出了鸦片,但义律认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条款万不可接受,拒绝签署保证书。

正当此中英关系的紧张时刻,又发生了林唯喜案。18397月,几个英国水手在尖沙咀村里喝酒,不知何故与村民打了起来,双方互有受伤,其中一个名叫林维喜的村民伤重不治。英国并无治外法权,此案理应由新安县管辖,但义律首先赶到了案发现场,赔款一千五百银元,意在私了。此类打架斗殴事件,中国民间也一直有以钱买命的潜规则。义律随后在英国商船上审理了此案。因为已经赔了钱,所以五名英国水手被轻判监禁数月(后至英国本土服刑)。

林则徐对此大为不满,令义律交出涉案水手,但此时这几名水手已被送往英国。18398月,林则徐下令停止一切中英贸易,派兵进入澳门。在澳门的所有英国人和家属都被驱逐,被迫漂泊在外海的船上。

澳门这个地方自明代中期葡萄牙人借地囤货,三百多年来一直是明清两朝默许的外国人居住地,地方官并不管辖。林维喜案的事发地点也不在澳门,但林则徐态度强硬,以该案为借口派兵进入澳门,驱逐与该案无关的其他英国人,此举成为了鸦片战争的直接导火索。

这一系列消息传到英国伦敦,议会发生了激烈辩论。主战派认为大清国的做法野蛮,侵犯英国人的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损害英国威严,必须予以教训。而反对派则认为鸦片贸易不道德,早就该限制或禁止。

这里顺便指出,义律本人也是英国反鸦片派的重要一员。183911月,他在给英国外相的信中明确反对在中国贩卖鸦片,称之为不光彩的罪恶,声称要用一切合法的手段来制止鸦片贸易。(原文:No man entertains a deeper detestation of the disgrace and sin of this forced traffic on the coast of China. I have steadily discountenanced it by all the lawful means in my power..)但英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该国当时并没有禁止鸦片的法律,所以,义律本人再怎么声明也无济于事。

6)全面战争

18404月,英国议会以271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出兵中国的议案。英国远征军以海军少将懿律(George Elliot)为主帅,义律为副帅,计有军舰十六艘,支援船三十多艘,陆军约四千人,于18406月抵达广州海面。

英军在广州虚晃一枪,以小部封锁江面,舰队主力直接北上。有史书说林则徐在广州严密设防,英军无计可施只得北上。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有英国外相给懿律的书信为证,英军是按原计划北上,直接施压大清国皇帝。

75日,英军北上至舟山群岛的定海,只半天就攻破清军防线,占领了县城。定海总兵张朝发中弹身亡,知县姚怀祥投水自杀。

811日,英国舰队直逼天津大沽口,京师震动。英国人一路投书,无人敢收,此时直隶总督琦善终于收下了那封英国外交大臣的公函,《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公函上写,兹因(广州)官宪扰害本国在中国之人民,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这里的官宪主要指的就是林则徐。大清朝廷刚开始并不确定英国此战目的何在。由此信来看,英国人劳师远征,首要目的居然是为了伸冤。当然,公函也提出了其他要求,包括增加通商口岸、割让岛屿、赔偿鸦片货价和军费等。

在炮口的威胁下,本来主战的道光帝服了软,答应通商并惩办林则徐,请英舰南下,并派直隶总督琦善南下广州谈判。英军此时也疾疫流行,兵力分散,遂同意暂退至广州。

184010月,林则徐被撤职,琦善署理两广总督,与英军谈判。道光帝虽然答应谈判,但在割让岛屿和赔偿军费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并无指示。琦善在广州左右为难,只得使用拖字诀。

英军南下之后,家门口的威胁消失,道光帝又改了口,下令各省加强海防,并命两江总督伊里布率兵增援定海。义律失去了耐心,决定战后再商。18411月,英军在广州发动攻势,占领了虎门炮台,清军死伤七百余人,兵船沉毁十一艘,英军只伤三十八人,无一阵亡。

面对悬殊实力,琦善被迫让步。1841125日,琦善与义律签订《穿鼻草约》,主要内容有四项:(1)割让香港岛给英国;(2)赔偿英军六百万银元;(3)中英两国平等交往;(4)恢复广州对外贸易。

得知割地赔款,道光帝龙颜大怒,将琦善革职抄家,押往北京候斩,并正式下旨对英国宣战。道光帝随即任命他的侄子奕山为靖逆将军,从各省抽调军队前往广州增援。

18415月,广州之战打响。参战英国陆军不到三千,但清军两万余人完全不敌,很多士兵听见炮声就四散逃命,炮台被毁,要地全失。526日,广州城竖起白旗投降,随后签订《广州合约》,清军全数撤出广州并赔偿英军六百万银元。如此大败,奕山却上奏广州大捷。道光帝闻讯龙颜大悦。

英国政府也对《穿鼻草约》严重不满,认为获利太少。18416月,义律被撤职,陆军少将璞鼎查(Pottinger)取而代之。18418月,璞鼎查率英国舰队第二次北上,827日攻陷厦门,随即北进浙江。101日,英军再次攻陷定海,1010日占镇海,13日陷宁波。

英军的战术都是老套路,战舰正面轰击,陆军侧翼包抄,但攻击都很顺利。攻厦门只阵亡一人,伤十七人。在定海,英军伤亡三十余人,但清军伤亡近千,定海总兵葛云飞阵亡,两江总督裕谦苦战不敌,最后投水自尽。裕谦(镶黄旗人)是鸦片战争中身亡的清朝最高级官员。

英军占领宁波之后,因战线太长且冬季将临,开始长时间修整。道光帝此时决计反攻。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八省调兵万人组成大军,征讨逆夷1842310日,奕经指挥清军同时攻击宁波、定海和镇海三城。这是整个鸦片战争中清军唯一的大规模攻势。但英军很快就瓦解了清军,并趁势反攻,连夺浙江奉化和慈谿。扬威将军奕经连夜西逃,渡过钱塘江,一直跑到杭州才停下来。

1842616日,英舰队攻打吴淞口。此地有清军近万,但战斗开始才两小时,两江总督牛鉴仓皇出逃。英军随即占领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阵亡。英军当天不费一弹占领宝山县城。此战英军只亡两人,伤二十五人。吴淞和宝山失陷后,上海的清军弃城而逃。

英舰队从吴淞口溯长江而上,721日攻打江苏镇江,意在切断京杭大运河。一路顺利的英军在这里遭遇了真正的抵抗。镇江城破之后,守城的清军并未溃逃,而是展开巷战。此役英军共三十九人死、一百三十人伤,三人失踪;而清军死五百七十人。镇江城惨遭焚掠,几成废墟。镇江之役是鸦片战争最惨的一战,也是最后一战。

两年多遣尽精兵强将,依然连战连败,道光帝此时终于下定决心议和。他在716日密谕钦差大臣耆英,只要英国息战退兵,一切都好说。89日,英国舰队抵达江宁(南京),摆出了攻城的架势。两江总督牛鉴请求停战议和。

1842829日,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巡洋舰(Cornwallis)上,钦差大臣耆英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这是典型的城下之盟,大清国被迫接受了英国的全部要求。历时两年三个月的中英(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7)非战之败

纵观第一次鸦片战争,大清国军队表现之差令人大跌眼镜。战争初期英国海军和陆军加起来只有七千余人,1841年增兵之后也不到两万,能上岸作战的不过数千,且英军劳师远征,分散作战,此乃兵家大忌。而大清国军队以逸待劳,就在家门口作战,军队人数经常是英军的好几倍,但清军除了在镇江有一点像样的战斗,在其他地方完全不是对手,甚至望风而逃。这种情况在战前应该无人料到。那个曾经降服蒙古,横扫准格尔,令人闻风丧胆的满洲八旗军哪里去了?

前文说过,英国对于出兵中国也是犹豫再三,议会关于出兵中国的议案只获得微弱多数的支持(271262票),原因之一是没有胜利的把握。从实战来看,至少在乾隆年间,大清国军队的战斗力不容小觑。清军在和沙皇俄军的交战中基本不落下风。1791年,廓尔喀王国入侵西藏,乾隆派福康安率一万清军进藏救援,清军在艰苦的青藏高原连续急行军,不到三个月就大败廓尔喀,一直打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城下,逼得廓尔喀投降称臣。这之前驻印度的英国军队曾数次和廓尔喀军交手,互有胜负。

1792年,乾隆皇帝自撰《十全记》,记述一生十全武功,平定廓尔喀乃是其一。我觉得这是大清国最后的辉煌,也可以说是回光返照。在乾隆中后期,大小官员无官不贪,军队按惯例是贪腐的重灾区。前辈武功卓越,两代之后已是纨绔子弟。这些人欺压乡里,鱼肉百姓没有问题,上战场则一无用处。在下一章《太平天国》我们将看到,八旗军不但不敌洋枪洋炮,其腐化堕落之深,连手持锄头和菜刀的农民都打不过了。

也有人把清军在鸦片战争中的无能表现归结于武器落后。这个观点不甚准确。清军装备虽有不如,但与英军相比并无代差。清军半数以上装备的是火枪,炮台装备的也是铸铁大炮。在1840年,英军的装备也没有多先进,军舰是木帆船为主,蒸汽船只有不多的几艘,步兵主要用的也是前装药滑膛枪,射击准确性差,有效射程仅两百多米,一分钟只能打两发子弹。我们后来常见的后装弹线膛枪要在1861年美国内战时期才在欧美战场上大量应用。

英军和清军差别较大的是火炮。虽然都是铸铁炮,但是英军的炮铁质较好,炮弹的配方、质量和品种都比清军强。但即便炮不如人,城门被大炮轰开,最后也得靠步兵突击才能占领城市。这时如果展开巷战和肉搏战,依然能有效杀敌,镇江的清军正是这么做的。只可惜拼死作战者只镇江一城,其他像广州、厦门和吴淞口等地,八旗纨绔子弟兵都是炮声一响即四散而逃。在南京江面,英军甚至一炮未放,清军即奉旨投降。所以,清军糟糕表现的原因,武器落后只是其次,主要的原因在于军队腐败,全无斗志。前文也说过,大清国朝廷视百姓为奴才,期待人家为你拼命也是不现实的。

8)鸦片是否应该严禁?

战事到此为止,以下探讨几个学术问题。第一,鸦片是否应该严禁?

鸦片作为一种植物产品,为人类所用至少有七千年的历史。在公元前五千年的小亚细亚,苏美尔人(Sumerians)就已经开始使用鸦片。数千年来,鸦片一直是人类的天然止痛药,它兼有治疗焦虑、咳嗽和痢疾的作用,被称为上帝之药。在公元前3400年的伊拉克两河流域,人们就已开始大规模种植罂粟,制作鸦片。

1806年,德国药剂师泽尔蒂纳(Sertürner)首次从鸦片中提取出高纯度吗啡。吗啡的英文是morphine,源自古希腊梦神摩耳甫斯(Morpheus),意思是吃了它就能梦游。吗啡是一种生物碱,具有很强的镇痛性,至今依然在医院广泛使用。但吗啡有较大的成瘾性,是严格的管制药品。

1847年,化学家李比希(Liebig)确定了吗啡的分子式为C17H19NO3。至此人类才明白鸦片的神奇功效是哪来的。这已经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了。

1874年,英国化学家伟特(Wright)在吗啡中加入醋酸酐等物质,首次合成出二乙酸吗啡,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海洛因(heroin),俗称白粉,其止痛效力是吗啡的数倍,是鸦片的几十倍。神药海洛因一度在医院风行,直到1910年之后才被禁用。

离开纯度和含量谈危害都是耍流氓。医院镇痛使用的吗啡纯度一般在70%以上。鸦片烟膏的主要成瘾成分也是吗啡,但含量一般在10%左右,劣等烟甚至低至4%。就成瘾性来说,如果鸦片为1,吗啡应该为6-8,而海洛因应该是20-30。鸦片这么低的成瘾性,是否应该严禁就值得探讨。

下面这张图是2007年《柳叶刀》杂志所载,可以看出海洛因依然是众毒之王,而鸦片现在已经从主流毒品中消失了,其主要原因是又贵又不够劲。这张图还可以看到,烟草和酒精的成瘾性和对人体的伤害性比大麻都大,但被禁的却是大麻,烟草和酒精畅通无阻。这种禁毒政策完全没有逻辑可言。

前文说过,关于禁鸦片这事,大清朝廷一直有弛禁和严禁两派意见。林则徐等人建议严禁,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则建议弛禁,既然难以禁绝,不如特许合法经营,课以重税,增加朝廷收入。至于白银外流的问题,开放国内罂粟种植即可解决。

弛禁派的建议,实际上类似今天的烟草专卖管理。鸦片与海洛因相比,其成瘾性要小得多,我个人估计与大麻、烈酒和烟草一个级别或稍强。当今不少国家正在让大麻合法化,以便抑制黑市,增加税收,减少警界腐败。如果大麻可以合法化,鸦片特许经营也并非不可。鸦片烟对健康的危害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1930年代,贵州军阀王家烈的第二十五军大部分都是鸦片瘾君子,外号双枪兵,左手步枪右手烟枪,但二十五军在西南地区抢地盘一点都不落下风。

实际上,从鸦片战争后一直到1910年,中国政府基本采取了弛禁派的做法,鸦片在中国一直是合法或半合法状态,吸食者比1840年的时候只多不少。鸦片烟在中国最后消失,大约是在1953年前后,那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了。所以,清朝的最后灭亡,及至1953年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其主要原因显然不是鸦片。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百余年,罂粟在各省开始大量种植,地方政府和军阀纷纷对鸦片烟征收特别税。抗战时期的八路军也曾在延安周边种植罂粟,生产鸦片补充军费。民国年间的鸦片烟膏几乎全是国产。土烟最后驱逐了洋烟,白银流失的问题无人再提。从这个角度看,弛禁派当时的建议相当具有前瞻性。

当然,严禁鸦片也并不为过。我个人觉得连香烟和烈酒都可以严禁。这不是笑话,美国就曾经全国禁酒十几年(1920-1933年),连低度啤酒都禁,违者一律坐牢。既然可以禁啤酒,为什么不能禁鸦片?所以,大清国查禁鸦片也完全合理。每一个国家对境内的成瘾性物品都有完全的处置权,具体应该怎么做,见仁见智。

关于鸦片战争还一个千年疑问,那就是为什么鸦片只害中国人?鸦片这个东西为人类所用已经有数千年历史,为什么几千年来它在别的国家都没有形成巨大危害,包括在中亚的原产地?鸦片传遍了全世界,但是它对别的人种也没有形成有效威胁,包括对黑人和白人。即便是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也没有遭到鸦片的严重侵害。鸦片唯独对中国人特别有害,这个逻辑说不过去。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上文所述的,鸦片的实际危害并没有林则徐说的那么大。第二点,清朝中期特别腐败,国人特别苦闷,所以特别需要麻醉。这一点我原先是有些怀疑的,但是周宁在《鸦片帝国》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总结了中国为什么容易受鸦片的毒害,因为中国有一个加工分销的商业网散播它,有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吏网保护它,有一个有闲有钱的阶层消费它,有一个普遍悲观失望、逃避现实的社会心理,为它提供了需求的精神背景。中国不是因为抽鸦片而衰亡的,而是因为衰亡已经开始。

9)觉悟的林则徐?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的关键人物,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从钦差大臣到被充军发配到新疆伊犁。林则徐禁烟的理由是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但是从18401953年的历史事实来看,他的预测并不准确,言过其实了。

并不是所有成瘾性的物品都要禁。即便要禁,怎么禁也关乎智慧,可以疏可以堵,封堵可以渐进也可以强力。林则徐不顾一切强力禁烟的思维过于偏执,弛禁派万难理解。他后来有两句名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表明自己不顾个人安危,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国家。但就禁烟的实际效果来说,他把事情办砸了。虎门销烟只是逞一时之快,鸦片在随后的一百多年依然在中国泛滥,并愈演愈烈。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下手之狠堪称黑社会。前文说过,他的做法是把英国人都关在商行里,不交出鸦片就不放人。这种做法类似土匪绑票,英国人对此万难接受。英国大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人都必须经过合法审判才能被监禁。如果林则徐采取既往不咎的做法,或者对收缴的鸦片给予一定的补偿,这场鸦片之战在当时就不一定能打起来。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开打之前一直是非常强硬的。在林维喜一案中,他更是破了明清两朝三百年不管辖澳门的规矩,派兵进入澳门,把英国人连家属一起都驱赶至海上漂泊。林则徐之所以这么强硬,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坚信英国不敢出兵。在1839年给道光帝的奏章中,他称英国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原文节录如下:

 “夫震英咭唎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请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密查夷情严防各口坚持缴烟交凶情形片》

林则徐这段话简单说就是,英国军舰靠近内河就进退不能,英国士兵上岸就寸步难行。这个判断是无稽之谈,说明他目光短浅,如井底之蛙。清廷从上至下都对英国的实力一无所知,对国防形势盲目乐观,林则徐也不例外,等到英国军舰炮火齐发,为时已晚矣。

《中国近代史》的作者蒋廷黻曾说,林则徐是当时觉悟的少数人中的一个。这个说法只对了一半。在战前,林则徐和那些思想陈旧的官僚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后来被英国军队摧枯拉朽的攻势打醒了才有所觉悟,开始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对林则徐这种后来的觉悟,我们应予以肯定,他比那些被揍了还死不认错,认为鸦片战争之败只是蛮夷猾夏的大部分文化人还是强很多。

 10)文化与制度之战

如果林则徐当时采取了比较温柔的禁烟方法,战争是否就能避免?我觉得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中英双方迟早会有一战,原因之一是人类的贪婪本性。

资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1776年(乾隆41年),英国人瓦特(James Watt)发明了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7761840年,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各国生产力暴涨。在科技的发展和资本的推动之下,欧洲各国在全球竭力寻找原材料和劳动力,并为其工业产品开拓新市场。如果用贸易手段不能达到目标,资本就会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为了大资本家的利益,英国拼命要打开中国的大门,而大清朝为了稳定自己家的统治,为了极少数满洲贵族的利益,拼命要把中国的门关上。双方角力的最后结果就是战争。

前文说过,1840年的国际社会并没有毒品的概念,鸦片在当时也是一种正常贸易品。英国人之所以刀兵相向,最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私人财产被侵犯,二是个人自由被侵犯。私人财产和个人自由不可侵犯是英国的立国之本,也是现代国家普遍公认的基本原则。这种思想代表着一种先进的文化。

以英国的政治传统,自1215年《大宪章》签订以来,国王的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而中国文化历来遵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人都是皇上的奴才。皇上决定查禁鸦片,钦差大臣就可以肆意而为,不顾他人的基本权利,包括私人财产和个人自由。中国的这种传统思想,和英国的立国之本是互相冲突的。所以,鸦片战争表面看是鸦片和贸易之争,本质上是文化、思想和制度之争。

这种文化和思想之争,还体现在是否尊重平等,尤其是国与国之间一律平等这个基本原则。满清贵族从汉族人身上学到的好东西不多,却沿袭了儒家妄自尊大的陈腐观念。孔子曾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这句话延伸开来,中国的皇帝就是普天下之共王。在儒家思想里,没有外国与中国平等的概念。四海之外皆蛮夷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之一。

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中写道,因为古代所谓天下意思就是全世界;对于西方各国派来请求通商修好的专使,一概以贡使看待;对于互派公使驻京、平等交际的请求,一概严词拒绝。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立在周天子下面的鲁、卫等国可以称兄弟以外,汉与匈奴和亲、宋与契丹约为兄弟都视为莫大的耻辱。现在对于这些碧眼赤须儿,又安可屈尊把华夷的界限轻于打破呢?

儒家宣称四海之外皆蛮夷,但古代欧洲的思想也没有多先进。古罗马帝国也同样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但是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各封建国家逐渐转变为民族国家。及至1648年,欧洲各国在三十年战争之后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这个和约首次承认各主权国家一律平等,被认为是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源头。作为欧洲第一强国,大英帝国当然不会承认亚洲的大清国高人一等。这两边很难妥协,最后谁拳头大就按谁的办。

11)《南京条约》分析

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主要内容是六条:A,割让香港岛给英国;B,赔偿商欠和军费二千一百万银元;C,开放五口通商,即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D,准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E,进出口关税需由两国共同商定;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给乾隆贺寿的时候也提出了六点建议:A,将贸易扩展到舟山、宁波和天津;B,按俄罗斯商人的先例,允许英商在北京设立货栈;C,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座小岛供英商存货;D,在广州附近指定一小块地供英商居住;E,明确英商应缴的税,不另征收。

赔偿军费这一点没啥好说的,战败赔钱,古今中外一贯如此。除了赔偿军费之外,1842年《南京条约》的条款和1793年马戛尔尼的建议的思路是基本类似的,那就是做生意赚钱,方便本国资本集团。如果1793年乾隆帝就接受或部分接受马戛尔尼的建议,打开国门方便国际贸易,后来也许不会有一个这么惨的《南京条约》。

整体来看,《南京条约》还不算太惨。英国割让香港岛,其目的是为了做生意方便,并不是为了占领中国领土。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一般不对外国提出领土要求,即便是占一地为殖民地,一般也不会谋求让该地并入英国。而美国更是对殖民地也不谋求,因为占领国外领土作为殖民地不符合美国宪法的精神。对中国有领土野心的主要是俄国和日本。相比俄罗斯后来吞并一百万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以及日本吞并台湾并染指东三省,英国人割的香港这个小岛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之时,国内绝大部分人可能都不知道香港在哪里。当时那只是一个小渔村而已。在英国人的治理下,几十年之后,香港已经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世界最大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之一。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1840年的上海只是一个小县城。自《南京条约》把上海辟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几十年之内,上海迅速从一个小县城成长为亚洲最大和最现代化的城市。到1912年清朝覆灭之时,香港和上海两地加起来几乎占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两个重要城市的兴起,鸦片战争有很大的功劳。从另一个角度说,大清战败也并非坏事。如果鸦片战争大清战胜了英国,继续闭关锁国,奴役百姓,那是一个更糟糕的结果。

以英军的实力,当年要是直捣北京,灭了满清,扶持一个共和政府,就如二战之后美军在日本那样,也并非不可能。但英国人想的是做生意,捞钱财,并无此大志,所以只取香港一岛。历史是没有假设的。要灭满清,还得靠后来国人自己的奋斗。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没有之一。它打破了老子天下第一、四海之外皆为蛮夷的千年旧思想,中国从此(被迫)打开国门,慢慢汇入世界潮流。百多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鸦片战争也是整个世界历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附录)老杨点评清朝

本来应该在晚清史的最后一篇才对清朝做一个总体点评,但我因准备出门远行,所以先附上基本观点,请朋友们指正。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始于1636年皇太极称帝,终于1912年溥仪逊位,前后共计276年。域辖全国的少数民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蒙古人所创立的元朝和满族人所创立的清朝。鄙人愚见,这两个朝代严格来说不能算中国的正统王朝,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伪朝,即伪元朝和伪清朝。

我这么说并不是民族歧视,正相反,鄙人一直提倡民族平等,无论大小。俗话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任何一个民族来治理中国都是可以的,如果其统治者实行平等的民族政策,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朝代。

但清朝的做法正与此相反。纵观其近三百年统治,民族压迫一直贯穿始终,民族歧视是公开的、制度化的。清朝人分三等,第一等是满族人,第二等是蒙古人,第三等是汉人及其他。清朝的国策主要考虑的是满族人的利益,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甚少,汉族人的利益几被无视,国家政策的宗旨主要是为了维护少数满州贵族的特权。这是一种深层民族歧视。此类做法,我们可称之为民族殖民主义,或更准确地说,此乃满族殖民主义

我这么说并不为过。所谓殖民主义,是指压榨殖民地的人民和资源,以满足少数本土利益者。满洲贵族的本土在长白山和混同江一带的东北(建州),中国的中原十八省乃是其殖民地。

1644年前后,明朝内乱不堪,清军趁机入关。对殖民者来说,抢占土地是关键。入关之初,清顺治帝就数次颁布圈地令,授予满洲贵族和八旗军跑马圈地的特权。该法令表面上是圈荒地,实际所圈多为肥沃之土。数年之内,中原良田多被旗人强占,大批汉人被迫成为农奴。旗人在买卖土地之时,农奴作为附属品是可以一并买卖的。这种做法激起了各地的强烈反抗,清廷为此特颁布逃人法,禁止农奴逃亡,违者可至死罪。以此来看,清朝只花了几年时间,就让中国重新回到了奴隶社会。我们也可以说,清朝不能算一个封建王朝,而是一个奴隶制朝代。这是历史上罕见的倒退或者说返祖现象。

强取豪夺,不免心虚。当时满人只有一百余万,而汉族人口近八千万。面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满洲贵族心里的不安全感始终挥之不去。为了达到长期殖民和长期奴役汉人的目的,他们在不同的时期采用了不同的做法,大致可以总结为三个字:杀、压、骗。

所谓杀,就是杀人。在武力攻占中原的初期,他们用暴力手段攻城略地,并强推剃发易服令,把剃发留辫的满族旧习强加给汉族人民,强迫汉人改穿满人的服饰。八旗军当时的口号是留发不留头,反抗者死。这么做的目的,清摄政王多尔衮曾说,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简单说就是为了摧垮汉人尤其是汉族精英分子的民族意志,并以此作为汉人是否愿意为奴的物理标志。在春秋时期,奴隶往往被烙印标记,清朝的剃发留辫与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面对异族入侵,以及野蛮的圈地令和剃发令,中原多地爆发了不同程度的抵抗,但遭到了清朝的血腥镇压。我前面所述清初的政策属于民族压迫,这个说法并不恰当,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民族清洗或民族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乃是明证。全国有据可查被大规模屠城的城市就有广州、南昌、大同和湘潭等二十多个。满洲贵族以正规军屠杀手无寸铁的汉族平民,前后二十多年,中国陷入了血雨腥风之中。

根据《中国人口史》的数据,清初从顺治元年(1644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和湖南六省死于征战、屠城和迁界的人口约有七百万。以全国估算,这个数字可能超过两千万。需要提醒的是,当时中国人口只有八千万左右,也就是说,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在短时间里消失了。对中国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来说,满清入关后的这二十多年是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时期,可能没有之一。

所谓压,就是压制。把人都杀光不是明智之举,着眼长期还是需要用政策压制汉人。纵观清朝近三百年,这种压制是全方位的,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

以军事来说,清军的主力是八旗军,但十几万八旗军不足以弹压全国,所以清廷也组建了一批汉人为主的军队,名曰绿营。简单说来,八旗军是清廷嫡系,拥有最好的装备和充足的军饷。八旗军当然是满族子弟的地盘,但即便是绿营,其主要将领也是满族人。汉族人任大将军,统领满汉军队者,两百多年只岳钟琪一人。即便是屡立战功的岳钟琪,最后也被诬谋反,险被丧命。

清朝从始至终,满族高人一等是明文规定的。《大清律》所载,旗人若有犯法,地方官无权判决,须交由宗人府或理事厅处置,且旗人豁免死罪,并享有减等和换刑等从轻发落的特别权利。这实际是纵容八旗子弟作恶。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这和后来欧洲殖民者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是同一性质。

清朝的满族人享有诸多政治经济特权。中级爵位以上多为世袭。从宗室、觉罗、包衣到八旗兵,满人按等级坐享优厚薪俸,如贝勒岁俸白银两千五百两,禄米两千斛。八旗的最低级旗丁,每丁均得地五晌(三十亩)。这些土地和银两大部分来自汉人,满人一出生就坐享优厚俸禄,称其为中原汉地的寄生阶层并不为过。

土地是一切之根本。满洲贵族在初期靠八旗军强取豪夺,但旗人多数不善经营,很多八旗子弟没多久就将田地卖出。为了防止土地再次落入汉人手中,康熙和乾隆多次颁布法令,旗人田地买卖只限旗人之间,严禁卖给汉人,违者严惩。

在土地政策方面,清朝还有一个神奇的法令,名曰禁关令。康熙七年(1668年)诏书曰,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禁封关东,禁止汉人到东北垦荒,此为何故?因为满清贵族知道自己迟早在中原待不下去,将来可能退回原地,所以强令保留东北龙兴之地,严禁汉人移居。禁关令实行了近两百年,一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之后才逐渐废止。在土地政策上,满族统治者确实是处心积虑,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是中原还是东北,土地都必须让满人占有,不可让汉人染指。

百余万满人要有效压制几十倍于己的汉族人,光靠满人自己显然不够,还需培养一批汉人官员。所以清朝也实行科举制,汉人可以做官,但其官制依然坚持民族歧视,且高层尤甚。在中央一级,汉族官员多任被架空的内阁大学士和六部闲差,握有实权的军机大臣以满人为主,而理藩院则完全没有汉人的位置。六部官缺分为满、蒙、汉军和汉四类,当满官出现空缺的时候,汉人不得补缺,而满人则可以补汉缺。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清朝的科举制也是不平等的,它是一种八旗制度下的特别科举。宗室(黄带)和觉罗(红带)按例可以不参加普通科举,朝廷为其特设官缺。清顺治八年(1651年)首开特别乡会试,八旗子弟方可参加。康熙十年(1671年)有谕曰,奏准八旗满洲监生识满汉字者,考试翻译;只识满字者,考试缮写,以部院笔帖式补用。这就如给富二代和官二代开设特别高考一样,甚为荒唐。

总的来说,清朝的军事、内政和钱粮等重要官缺多被满族人所占,汉人较少任职。地方督抚名义上虽不限满汉,但在顺治和康熙时期,汉人任督抚者十无一二。及至乾隆,时清军入关已百余年,巡抚虽有时满汉各半,但握有军权的总督依然是满人为主。只有到了府县一级,汉人官员才较为常见,这充分体现了清朝在底层以汉制汉的基本国策。这种情况直到1864年曾国藩率汉军击败太平天国之后才有所改变。清朝后期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一批汉人实权官员的上位,并不是说清廷放弃了入关以来的民族政策,而是八旗军腐败不堪,满州八旗无人可用,连手持菜刀和锄头的农民军都打不过了,不得已才求助于汉族官僚集团,否则朝廷不保。

大到国政方针,小至私人生活,清朝的民族歧视是始终如一的。比如满蒙两族可结姻亲,而满汉通婚却被祖制禁止,以确保满族血统纯正。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才最后下旨允许满汉通婚,此时大清已命不久矣。

清朝虽然强力维护满族特权,但是在明面上却宣扬满汉一家。顺治二年(1645年),摄政王多尔衮即明令天下满汉官民,俱为一家。雍正四年(1726年)有谕曰,朕即位以来,视满汉臣工均为一体。清历代皇帝都有类似表述,但那都只是表面功夫,收买汉地人心,具有相当的欺骗性。政治集团言行不一乃是常识。我们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说的是满汉一家,做的是首崇满洲,这是很明显的。

对于这种不正常的民族压迫和歧视,1793年拜见乾隆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回到伦敦之后有如下记述,目前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三亿中国人彻底的独裁统治。。省的总督、军队的将官、国家的大臣,几乎全是鞑靼人,真正具体的工作和吃力的部门,主要由中国人负责。。中国人每当私下聚会时,鞑靼人的霸道和皇帝的偏心,就成为了共同话题和一直讨论的内容。

民族政策之外,清朝的其他政治表现也乏善可陈。封建王朝免不了皇帝独断专行,但清朝的政治独裁创下了新记录。唐宋诸代,皇帝诏书都要加盖宰相的章,但清朝沿用明制不设宰相,皇帝给六部和督抚的上谕都用信封封起来,由军机处发出,谁也不知道里面写的什么。清朝皇帝敢于这么灯下黑,倚仗的是全体满洲贵族集团的支持。这是一种典型的黑箱政治。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此乃法术之政,全无制度可言。

纵观清朝近三百年,其统治者对文化和思想的压制是空前的。雍正时期,书生徐骏因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被指讥讽朝廷,掉了脑袋。历代清统治者对涉及文字的东西都进行严格审查,大兴文字狱,保守统计有三百余起,被诛者数千,其中绝大多数是冤杀。很多文字狱冤案还株连九族,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为保命只好闭嘴。

清朝对知识界的封杀,这里再举一例。清朝各府和县学都有明伦堂,其正中立有一块卧碑,上面刻着三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内容,大致相当于近代西方所倡导的三大自由,即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明伦堂卧碑始于清顺治五年,后推行全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就是因为违反卧碑禁令被杀。

纵观清朝近三百年,社会性压制是内外兼修的。统治者对内钳制文化,对外闭关锁国。清廷害怕国内思想的传播,也同样害怕海外思潮的影响。顺治和康熙两朝多次以防寇之名实施海禁。顺治十二年(1655年),沿海省份被令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对海外贸易的限制达到了顶峰,全国只准广州一地对外通商,其他地区一律不准西洋船只靠岸。这种思想、文化、科技和物资上的全面封锁严重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全球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突飞猛进,而清朝这两百年在各个层面都陷于停滞乃至退步。这一进一退,导致中国越来越落后,最后只有挨打的份。

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三个词是生命、自由和平等。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篇幅回顾清朝民族政策和政治理念,与平等一词基本没有关系,那清朝否改善了人民生活,增进了人民的自由?在自由方面,我觉得也没有。汉族百姓基本谈不上什么自由。房子和田地被随意强占,穿衣和发式都严格规定,自由从何谈起?思想和言论更不用说,文字狱和明伦堂卧碑即是明证。

凡事都应该做全面分析,清朝还是有一些值得赞扬的地方。最值得一提的是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实行的摊丁入亩。它废除了封建社会实行了上千年的人头税,把丁税摊到土地税之中。人丁税是最不合理的税收之一,现代国家多已取消,它按人头收,不论穷富。这钱对富人是九牛一毛,但对穷人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摊丁入亩之后,地主需缴纳较多税赋,无地的穷人得以不交或少交,有那么一点劫富济贫的意思。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全国人口从一亿增长到超过三亿,摊丁入亩政策的实施是其原因之一。

康乾时期人口骤长,但数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质量的提高。本书前文说过,清中期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红薯和玉米等美洲高产农作物的推广。王侯将相锦衣玉食,广大农奴只是果腹而已。大清朝是一个经济上贪腐、政治上高压的专制国家,贵族奢侈,百姓贫穷,普通人毫无尊严。人类在繁殖能力方面有点类似鼠类,很多时候只要有点食物就行。文革十年的国人也无尊严和自由,但凡有一些食物填肚,人口也一样猛增。所以,人口的增长与政治昌明以及个人自由并无正比关系,以人口数据来佐证所谓的康乾盛世是相当勉强的。

也许有人要说清朝开拓了疆域,把西藏和新疆两地纳入了中国的版图。这两件事追根溯源的话并非始于清朝。新疆首次进入中国行政版图是在汉朝(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而西藏进入中国版图始于十三世纪中叶的元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王朝崇尚暴力屠杀,实行民族歧视,政治上坚持独裁,经济上强占民产,思想上奴化大众,这样的王朝,它的存在乃是对人民的侮辱和损害。这样的王朝乃人类之祸,其疆域越广,奴役的人就越多。

清朝的外交成绩这里就不必详述了。都说大清屡战屡败,丧权辱国,开启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之大门。但这个辱国,辱的是谁的国?我觉得并不是人民之国,而是少数满清贵族的国。这个国对内视百姓为奴,对外狂妄自大,并且其自大并不是凭实力,而是一种井底之蛙的虚无幻想。作践至此,当自取其辱。

纵观清朝近三百年,其统治者始终都清楚自己是来自关外的少数民族,其政策的中心是防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相比之下,英法等欧州列强割去几个岛,划几块租界,抢走几个藩属国,对满清政府都并非要事,防汉反汉并让让满清贵族永远独揽大权才是头等大事。此等王室,名为百姓之君,实乃中华之患。

在清朝的最后几年,迫于舆论和形势,清廷也做出了君主立宪的姿态,以示让权于民,但那只是一种欺骗手段而已。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颁布的十三人内阁名单中,满族占九人,其中皇族七人。清廷无视皇室不入阁的国际惯例,由庆亲王奕劻担任内阁总理。此乃名副其实的皇族内阁。名单一出,举国哗然。大清朝即便到了最后时刻,仍将国家视为满洲贵族的私产,以立宪之名,行揽权之实,焉有不亡之理。

在当今史学界,有不少学者以民族团结为名,企图将清朝纳入中华正史。亦有不少文艺界人士,创作各类小说和影视剧,齐声赞美康熙、雍正和乾隆各朝,称其为中华盛世。我很难理解这些人的满清情结。鄙人所观清史多为血泪之史,盛世从何而来?即便有,也只是旗人的盛世,与汉族百姓何干?满洲贵族从来没有民族平等的概念,它窃我中华帝位,杀我父兄姐妹,占我房屋良田,奴役汉人三百年,对外则卑躬屈膝,极尽卖国求荣之能事,现在有人依然要认其为中华正统,此等做法不亚于认贼作父。

满清入关两百多年来,中国各族人民的反抗从未停止。1905年,孙中山先生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敲响了清朝最后的丧钟。这里的鞑虏,指的就是满清伪朝。鄙人观点,以后的历史书在陈述元朝和清朝的时候,应该加一个字,伪元朝和伪清朝才是其正确的称呼。

清朝灭亡之后,满人地位一落千丈,乃至流落街头,甚为凄凉。根据国内2010年普查的数据,满族人口尚有一千零三十八万,但现在的满族只存在于身份证上,满人的传统已不复存在,包括自己的语言、姓氏、服饰和习惯。满语在2009年已被联合国列为濒危语言,国内无人会写,也基本无人会讲。满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实际上已经消失。

当年清军入关之时,满洲八旗何等风光,如今败落至此,令人唏嘘。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满清三百年教训深刻,歧视或奴役其他民族者,终将害人害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民族及团体既不能以大压小,更不能以小压大,唯有坚持民族平等,尊重各族百姓的生命和自由,才是国家和民族的康庄之道。

老杨,

2023122日于长沙

PS,大清三百年虽恶行累累,但在最后一天还是做了一件好事。公元1912212日,迫于武昌新军起义和袁世凯威逼利诱,隆裕皇太后携宣统帝下诏退位让贤。在中国历史上,尧舜禹的禅让只是传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甚少有政权和平交接,朝代更替多以暴力进行,不管是民众起义还是派系内战,都杀得血红似海,暗无天日。大清皇室虽万般不愿,最后还是决定将政权和平移交给中华民国,避免了南北内战,生灵免遭涂炭。此举十足称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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