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旧事

老杨作品

小城旧事

我的个人网站快一年没更新，有读者误传我已经挂了，这很不好。今天就刷一点我老家的往事，或称小城旧事吧。

我外公名叫许士彦，1976年逝于湘北小城津市，至今已近五十年。他死得比较惨，即便在我们家也是个忌讳，长辈们都不愿提起。他是上吊自杀的。

津市是无名小城，许家是小城的无名人家，而外公又是许家最低调的人，尤其是他的最后十年，他独自躲在阁楼上形同隐士。如果我不写，估计永远没人知道。

津市现在虽籍籍无名，但这个小城也曾繁华。在1950年代以前，中国公路还未成体系，内河航道乃是国计民生之生命线。洞庭湖曾是长江第一大湖，津市位于澧水与洞庭湖的交汇地带，周边十几个县的物资都于此集散。此地通江达海，城外千帆竞发，城内商贾云集，小汉口名不虚传。

许家现在虽籍籍无名，但祖上也曾发达。许家祖籍安徽安庆，大清咸丰年间因躲长毛（太平天国战乱）逃至湖南津市。许氏从码头小贩做起，光绪年间开店。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太外公（外公的爸爸）已经是津市城里两大百货公司的老板之一。

外公的两个哥哥子承父业，在城里各开了分号。但我外公却缺乏经商的头脑。据说太外公当年曾划出数个柜台由他打理，不收租金他都赚不到钱。但他读书比较厉害，写得一手好文章，还写得一手好字，逢年过节都有人上门求字。

1938年到1944年，日军和中国军队在津市、澧县和常德等地反复争夺，城区和码头屡遭轰炸，许记百货数十年家业悉数被毁。

我外婆名叫毕承华，来自津市街上的普通人家。当时不少市民都自发起来助战，外婆家是替驻守津市和澧县的国军浆洗衣物（主要是以川军为主的国民革命军第44军）。外公则是给国民政府做文书，兼替国军搜集外围情报。外公和外婆在兵荒马乱之中相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1942年，名叫许德翠，也就是我妈妈。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许记百货在津市重新开张，生意再度风生水起。1949年山河易主，情况开始起变化。1952年初，三反五反运动进入高潮，城里的大老板们被打为官商劣绅，财产一律没收。被抓的老板有十几个，其中数位在群众批斗大会后被拉下去直接毙了。

许家侥幸逃过此劫，因为太外公三年前已把家业分给了五个子女，在津澧一带分散经营，较为低调。后来太外公更是把一大半祖屋都捐献给了政府。外公无意从商，遂从许家祖屋搬了出来，在汪家桥街道买了两间小屋居住。

1954年中，情况再度起变化。公私合营运动席卷而来，政府或低价收购或强制参股，强迫所有的私营业主交出字号或公司，不服者一律列为土豪劣绅，产业乃至住所都被没收。老板们白天敲锣打鼓（喜迎公私合营），晚上则抱头痛哭。不少昔日的老板家渐渐堕入底层。许记百货自此不复存在。

外婆没什么文化，她后来靠帮人缝补衣服补贴家用。到了1956年，所有的街头谋生者，包括裁缝、木匠、补鞋的、卖包子的等等，都不准独自摆摊开档。外婆于是带着家里当时最值钱的东西 - 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加入了街道合作社。

此时家里的情况还不算糟糕。外公是个文化人，他在各厂矿及公司周旋，还可寻到文书或会计之类的工作。但1960年12月发生的一件事搞垮了他，从此他再也没能缓过神来。

这天下午突然来了通知，街道全体职工到人民剧院集合开会，传达上级指示。外公积极前往，没想到会议的主角就是他。他是被两个民兵架上主席台的。市委一个张姓的书记宣读通告，说本市职工许士彦恶毒攻击市委市政府，查明其系黑五类顽固分子，现立即开除并送公安机关处理。

此事来得突然，其实起于一个月前，外公给湖南日报投了一封读者来信，反映津市当时食物短缺的情况，恳请关注。报社并没有刊登，而是将此信转给了津市市委。这回捅了马蜂窝。此信没有署名，但外公在津市这些年留下了太多字迹，把他揪出来实在是易如反掌。

外公当天就被抓走了。虽然只有一封信，但这事完全可能掉脑袋。许家虽已败落，但太外公当时还在，遂调动一切关系疏通，动用了许家最后的积蓄，上下打点。外公后来认罪态度较好，被判处劳动教养两年。

外公捡回了一条命，但此事影响了全家。外公被抓的时候我妈并不在津市。她当年十九岁，正在长沙读大学。秉承外公的基因，我妈从小就是学霸，1958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数学系，是津市青石板街道上最早的女大学生之一。当时的大学生乃是天之骄子，但我妈妈196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澧县最偏远的山区中学教书，挑池塘水，点煤油灯，十几年后才回城。这是后话。

外公被抓，家中断了重要经济来源。从1960年开始是我家最困难的时候，全靠外婆踩缝纫机的一点微薄收入。作为津市著名反动分子的儿子，我妈的大弟弟（我大舅）在学校倍受歧视，第二年就辍学了，年仅十四岁就去当了铲煤的锅炉工。恶劣的工作环境让他不到两年就患了肺病并伴有吐血，被辞退回家。

外婆家住的是街上的两间木板房，只有一层。在我记忆中，这房子基本属于贫民窟，只有一面墙有个小窗户，外加屋顶几片明瓦透光，但经常漏水。屋子的地面什么都没铺，就是土地，踩得黑乎乎光溜溜的。屋里没有厕所，只有一个木制尿桶，上大号要跑去百米之外街尾的公共厕所（其味道不可描述）。我外婆后来患上了心脏病，有时大号也只能靠这个尿桶解决。所以，我的老家记忆总是弥漫着墙角苔藓以及地上黑泥的气息，掺杂着老屋木马桶那感人的陈年屎尿味。

这两间木屋，靠里面的那间稍高一些，有一个小阁楼。这其实是个放杂物的储藏室，有一个很窄的木梯子上去。阁楼很矮，成年人必须弓着背，不然就会头撞屋顶瓦片。这里并不是住人的。外公被抓之后就没上过班，出狱之后也无人敢聘用他，他只得呆在家里，尤其喜欢猫在那阁楼上。

本想着事情会慢慢淡去，但1966年中，情况再度起变化。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次政治运动的烈度极大，持续时间也最长。从八月起直到1967年底，各方势力轮流上场，大闹革命，先是学校的红卫兵小将们，然后是厂矿的工人造反派们。津市的所谓反动分子们又被拉出来轮番批斗。外公不幸再次遭难。

最惨的那轮是1966年12月，津市造反派联盟在体育场召开全市群众大会，参加者近万人。在排山倒海的口号中，我外公和另外十几名反动分子一起被绑着推上台，被逼跪在地上。他们头上都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沉重的牌子，写着各自的名字（并被打了大红叉叉）。较为反讽的是，当年宣布逮捕外公的市委张书记这回也被戴上了高帽、挂上了铁牌，并且就跪在外公旁边。

批斗会进行了三个小时，使尽了各种侮辱手段。为首的造反派最后高喊：让反革命分子们颤抖吧！旋即一排人提着水桶上台，对着反动分子们兜头浇了下去。当时是冬季寒潮，气温接近零度，穿着棉衣的外公被冷水淋透，立刻就倒在了地上。

当天傍晚是我的大舅和小舅一起用板车把外公运回家的。他几乎没了呼吸，只剩一口气。但他的生命力很顽强，在床上躺了近两个月之后，外公又活过来了。遗憾的是，从此他的精神就出了问题，有时好几天不说一句话，有时会手舞足蹈，胡言乱语。外公半疯了。

此后的十年，外公几乎足不出户。他大部分时间都像隐士一样躲在阁楼上，有时候连饭都是外婆用碗装了放在木梯上，如同阁楼上养了一条狗。

我是1970年出生的。小时候我妈每一两个月就带着我和姐姐回津市看望外婆。这需要走两小时山路，再转三趟车，折腾几个小时。我总记得那崎岖的山路，颠簸的拖拉机，然后是青石板街道，老屋木马桶，吱吱呀呀踩缝纫机的外婆。孩子都是顽皮的，我偶尔也会爬到阁楼上，朝一个佝偻的老人做鬼脸。

这个时候的我大约五岁。我印象中这个老头并不是疯子。相反，我每次爬上去他都很和蔼。我在阁楼上刚好能站直，这个老头则是驼着背，半走半爬。他有时还招呼我过来看表演。他有一个小木匣子，只见他拿出一张小纸片，舔点口水，小纸片放进木匣子，推一下滚子就出来一根烟。我觉得好神奇。

这个阁楼上有很重的烟味。此时的外公染上了烟瘾。但当时最便宜的红桔牌香烟，一包也要一毛钱。如果一天两包烟，一个月就要六块钱。这个小木匣是外婆搞来的，还配有一个小闸刀。外公可以自己慢慢切烟丝，滚香烟，既省了钱，他在阁楼上也能有点事做。

这是我对外公和外婆最后的记忆，也是他们最后的时光。1976年4月，外婆不幸死于因心脏病发作。我外婆是小城平民的女儿，洗衣、做裁缝、操劳家务，辛苦了一辈子。她和外公几十年相为命，一起面对人间风雨。在外公最落魄的时候，外婆也从没放弃他，而是更精心地照料，不然外公早就没命了。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那十几年，夫妻离异、父子反目乃至家人互相告发都屡见不鲜，但那不是我家的情况。

外婆待人温和，乐于助人，街坊邻居有小的缝补来找，她都是不要钱的。她去世后家里搭了灵堂，来了好多人，挂了好多白布，家里到处都是花。我也获得了好多鞭炮，当时很开心。

外婆去世之后只有十来天，我又跟着妈妈急匆匆地回津市奔丧，原来是外公去世了。但这次没有花，没有灵堂，也没有鞭炮，丧事办得简单快速。原来外公是自杀的。他在阁楼的小木梯顶上挂了一根绳子，就这么死了。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往坏里说，这是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

外公之死我觉得有点怪异。这木梯很陡，是一级一级的木棍组成，并且就在墙边。人快死的时候都有极强的求生本能，在这里上吊，只要一伸手就能解套下来。外公居然能在这个小木梯上自缢身亡，他到底有多想死？

外公是津市最后的旧派文人，写得一手好文章，写得一手漂亮的繁体毛笔字。一直到1960年被抓入狱之前，他可以说是以笔为生的。但他死的时候没有遗嘱，没留下一个字，没人知道他最后是怎么想的。

外公遭受牢狱之灾，在阁楼上如狗一样熬了十年，可以说皆源于一封几百字的信。此事相当荒诞。我曾问过我妈和大舅，这封给湖南日报的信到底写了什么，可曾有留底？他们都说不知道，这种反动证据唯恐避之不及，怎么可能留底。事情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早就无据可查，真乃死无对证啊。

大约三年前，2024年的某天，我偶然看到一篇旧报导，说的是1960年兰州大学《星火》案，我才明白外公当年的遭遇并非孤例。1958年，兰州大学五十多名师生因为大鸣大放，给党和政府提意见，被打为右派，下放到天水和武山县劳动改造。1960年，历史系学生张春元等人目睹了大跃进的荒唐以及当地大批农民饿死，于是又拿起了笔杆子。

和我外公不同的是，以张春元为首的这十几个学生并没有投稿给报社，而是搞来一台旧油印机，自己刻蜡版，自制了一本名为《星火》的杂志。它有十来篇文章，批评了当时的错误政策，揭露了饿死人的惨状。他们计划将杂志寄给省市领导，以期纠正错误，救农民于水火。

但1960年9月，还没等杂志寄出，这些学生悉数被抓。支持学生的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以及二十几个当地农民一同被捕。张春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女友中文系的谭婵雪被判十四年，其他十余人亦遭重判，从二十年到八年不等。1970年，张春元和杜映华两人最终被枪毙。

1960年前后发生了什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了。1956年的公私合营是强制剥夺老板们的财产，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是强制剥夺农民的土地。全国迅速实现了公有制，然后就开始大跃进。1959年和1960年，各地的粮食和钢铁产量短期之内增长了好几倍乃至十几倍。然而这都是谎言，实际情况是粮食全面减产。需要指出的是，各地的粮仓全都是满的，当时政府是按照虚报的产量按比例征收的公粮，农民家里的存粮乃至来年的种粮都被搜刮一空。接下来就悲剧遍地了。

1959到1961这三年饿死了大约三千万人。此事件以前叫做“三年自然灾害”。但灾害并无证据，所以后来改称三年困难时期。在没有天灾和战乱的和平时期饿死了这么多人，史上未见。当时的主政者并无反省，反而极力隐瞒，凡是敢于指出其错误的人都惨遭打击乃至肉体消灭。庐山会议被打倒的彭德怀元帅以及因《星火》被判刑的师生是典型。

我原来以为，在经过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和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已经被整得服服帖帖，不敢说话了。现在看来并非完全如此。我看了星火幸存者访谈录，这些兰州大学的学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明知有杀身之祸，但依然挺身而出。这种勇气非常人所有。

我外公的这封信，写的应该不是他自己的困难。1960年饿死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城里的居民有凭票供应的粮食，一般还能勉强吃饱。外公是个书生，生性腼腆内向，自己再困难，他宁愿躲起来也不会开口求援。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他应该知道这封信在湖南日报刊登出来会是什么结果。那他到底是看到了什么才决定不顾一切来写这封信？

津市是个小城市，骑车一会儿就是郊外乡村。我的猜测，他可能是在村里看到了饿死人的场景，可能是亲戚朋友向他诉说了情况，也可能他在码头看到了顺流而下的浮尸。这些都是猜测。无论如何，当时的情况应该是相当严重，以至于外公这样腼腆内向的老派文人都看不下去了。他可能犹豫过，但最终投出了这封信。中国自古以来“士为民请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几年我开始关注类似的历史旧案。简单搜索可得知，从1955年胡风案开始，中国因言获罪的事件汗牛充栋，难以计数。1957年反右，有名字的右派分子就有五十多万人。其后二十余年，类似事件层出不穷，比如湖南刘桂阳案（被判刑五年），河南平杰三、王庭栋、杨珏案（被撤职查办），陕西户县杨伟名案（被批斗自杀），北京王佩英案（被枪决），安徽张恺帆案（开仓放粮救灾，被撤职查办）等等。

这些陈年旧事，读来个个惊心。《星火》里面收录了一首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说的是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宁愿自己永久受难也要盗来火种照亮人间。在我看来，这些在当时的高压之下还敢于公开发声、为民请命的人，乃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外婆的事我比较熟悉，几十年来我妈经常提起，但外公的那些细节，在2023年之前我都不甚清楚。他死得不是很光彩，长辈们都不愿提起。但2023年春节，我妈和大舅在聊天的时候忽然比较详细地说起了外公的经历，我着实有点吃惊。按他俩的说法，我不但和外公长得像，某些做法也很像，比如喜欢宅家，甚少外出。尤其让他们担心的是，我也喜欢写文章，并且有些文字在他们看来颇有危险。

举个例子。2022年3月上海因新冠疫情封城的时候，我发文批评说此举可能是个巨大错误。2022年11月世界杯在卡塔尔举行，数万球迷挤成一团，但极少有戴口罩的。疫情对他们仿佛不存在。但是当时中国却依然在执行动态清零政策，电视台转播比赛的时候还特意剪掉了球迷狂欢的场景。我实在看不下去，发了朋友圈嘲讽此事。

我妈和大舅当年经历过外公之死，可能心有余悸。他们把此事和盘托出，可能是想提醒我别重蹈覆辙。这个担心确实有道理。我写过几十万字，出过两本书，小有名气。在任何时候，说真话都是有风险的。2018年以来，事情正在慢慢起变化。我的公众号被销号，网站域名被封。接来下情况会怎么变化，还真不好说。

2022年初，我把孩子送来新加坡读书，现在他已经小学五年级了。从去年寒假开始，他开始展现很较强的写作能力。一个小四的孩子，居然可以坐在电脑前两小时不动，十来天时间就写了一个近万字的小说，写的是一个美国小镇黑帮争霸的故事。他这个想象力和写作能力惊到我了。我自己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写几百字的作文都头疼。

不知道我的儿子将来是否会从事写作相关的工作。我希望最好不要。文字狱古今中外一贯有之。文艺创作自古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大多数文人都是潦倒一生，更糟糕的还可能飞来横祸。

人性善恶交织，恶的那一面永远存在。有相当多的时候，这个世界乃是恶人得意，或者说人有权有势之后就会变坏。一个文人如果秉持良心，那他和当权者起冲突就几乎是必然。如果你能承当得起这种后果，才可以考虑以笔为生。若不然，还是做点小生意谋生较好，回家卖红薯，平淡过一生，何尝不好呢。

小城旧事就到此结束吧。外公去世的时候我才五岁多，我对他的记忆是相当模糊的。翻箱倒柜找了半天，这张1963年的全家福是他唯一留存的影像（前排右二黑衣者）。他在那个黑暗的阁楼上弃世而去，至今已有五十年整。特刷此文，以为纪念。

杨飞，
2026年2月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