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
1911年是大清宣统三年，干支辛亥。辛亥年的革命终结了中国三千多年的帝制王权，建立了中华民国，一个选举制的共和国。此为中国现代史之开端。
中华民国的这个开局相当梦幻。纵观人类历史，改朝换代通常都杀得鱼死网破、血流成河。但中国从君主制转向共和制，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全国没有出现大的动乱，国土基本保持完整，国家权力以皇帝逊位的方式实现和平交接，此等情形从未见诸历史，堪称人类奇迹。以下回顾辛亥革命的前因后果。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软禁光绪皇帝，终结了戊戌变法。随后她支持义和团暴力排外，令政府军攻击外国使馆，导致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东南六省拒绝听命于朝廷，随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遭致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此内外交困之际、分崩离析之时，慈禧太后痛下决心进行改革，练新军、废科举、立宪法、设议会，放松言论管控，扶持工商业发展。
这次改革又称清末新政（1901-1911）。此次改革是政治、经济和军事多方面同步推进，力度比戊戌变法还大。慈禧太后在晚年自己打脸，勇气可嘉。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来说，其力度堪称空前绝后，后来的邓小平改革开放也未必能及。
在大清国变革图强之际，民间的暴力革命派也在加紧活动。1905年7月，华兴会、兴中会和青年会等革命组织联合哥老会和大刀会等传统帮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同盟会是革命派第一个全国性组织，它以孙中山为总理，黄兴、宋教仁和张继等人为骨干，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旨在推翻大清王朝，并以中华民国为未来的国号。
1905年9月，日俄战争结束，君主立宪的日本完胜传统帝制之俄国。这是世界历史上黄皮肤的东方国家第一次战胜白皮肤的西方大国。大清国朝野深受刺激，正式启动了君主立宪改革。慈禧太后当月即派载泽、端方和徐世昌等五大臣前往日本和欧美考查政治。未几，仿效日本和德国实行君主立宪成为朝廷上下之共识。
君主立宪撼动国体，在搬动一张桌子都可能要流血的旧中国实属不易。日本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藩属国，提倡向这种千年蛮夷学习，要是放在几十年前的鸦片战争时期，那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1908年8月，大清国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见附录文件一）。这是中国第一部宪法，标志着中国正式走上了宪政之路。但纵观此法，前十四条都是各项皇室特权，“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皇帝统帅陆海军，并拥有最高司法权，其权力几无限制。
君主立宪有虚君立宪和实君立宪两类，前者以英国为代表，国王只是名义上的元首；后者以当时的日本为代表，天皇有一定的实权。《钦定宪法大纲》没有一条限制皇权的条款，大清国皇帝的权力远超日本天皇。革命派讥讽此宪法为“万年皇权法”，毫无诚意。但此宪法也规定了臣民有财产、言论、集会和结社等自由，这在中国是开创性的，放眼当时世界也属领先范畴。
1908年11月，在大清国掌权四十七年的慈禧太后病逝。当时革命派四处发难，英德俄日等强国在中国四处扩大租界，划分势力范围。此大清国风雨飘摇之际，慈禧太后却把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临死前她毒杀了素有威望的光绪皇帝，让一个三岁小孩溥仪继承皇位。此举实为大祸之开端。若光绪帝复出，立宪派得势，大清国当不至如此迅速作古。
亲人互相仇杀在皇家并不为奇。权力是最大的毒药。古罗马皇帝有近一半是被毒杀的。中国历史上为争权夺利，兄弟互戗、弑父杀子的皇家案例亦数不胜数，如汉武帝、唐太宗和武则天等。
大清国的最后三年，从1909到1911，大权被摄政王载沣及隆裕太后（光绪帝皇后）所掌握。载沣系宣统帝溥仪之父，上台时年仅二十五岁。他蛮横专权，把大权都收到满洲皇族手里。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北洋精锐部队，是当时最大的汉族实权派。1909年1月，载沣强令剥夺袁世凯的职位，命其回家养病。随后陆海军和各部均安插满人担任要职，汉族官员多被排挤。
1911年5月，隆裕太后懿旨废除军机处，大清国正式实行内阁制，君主立宪又走出了关键一步。但此内阁由庆亲王奕劻担任总理，违背皇族不入阁的世界政治惯例，并且十三名成员有九人为满蒙贵族，其中七人为皇族。此内阁被讥讽为皇族内阁，名为改革，实为揽权。汉族官员和立宪派对此尤为失望。
这种强行揽权的行为实乃大清国自己作死。两次鸦片战争惨败，以及太平天国运动横扫半个中国，说明满洲皇族已腐败堕落，无人可用。大清国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并在同治年间显露中兴之势，主要依靠汉族官员的努力，包括1860年代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1870年代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其后是刘坤一和李鸿章等大力推进洋务运动。1900年后则是张之洞和袁世凯等人接力维持局面。罢免袁世凯，组建皇族内阁，得罪了整个汉族官员集团，很多立宪派官员开始同情或暗中支持革命党。
紧接着大清国又发生了一起更加作死的事，铁路国有化。大清国的铁路原来主要由民间筹办，或官督商办。1911年5月，清政府突然下令将各省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但又拒绝退还集资款，只配发一些国有铁路股份作为补偿。此举得罪了各级官员和商人，以及参与集资的民众，导致多起抗议游行事件。革命党人趁机煽风点火，各地抗议逐渐升级，史称保路运动。
1911年9月7月，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向游行示威的队伍开枪，三十余人毙命，史称成都血案。此举激发了各地更激烈的反抗。革命党人秦载赓、王天杰、龙鸣剑等联合哥老会，率先在四川仁寿县和荣县发动武装起义。9月25日，荣县宣布独立。这是辛亥革命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地方政权。
眼见四川局势失控，朝廷急令部分湖北新军（新建陆军）入川平乱。鉴于保路运动迅速发展，新军调动频繁，武昌的革命党人决定趁机起事。
武昌起义的组织者是湖北本地的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原名振武学社），其骨干多有留学日本或本地帮会背景。文学社的首领是蒋翊武和刘复基，共进会的首领是刘公、孙武和焦达峰。从1909年开始，他们各自在湖北和湖南新军中发展组织。到1911年初，已有数百名士兵和下级军官入会。
这里附带说明，共进会和文学社与同盟会有一些联系，但并不隶属于同盟会。他们计划自订，经费自筹，起义之前也没有通知同盟会总部。武昌起义当天，孙中山还在美国巡回演讲，黄兴则寓居于香港。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召开联合会议，决定10月6日发动武昌新军起义，夺取湖北总督府，并约定湖南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长沙同日发动起义。会议通过了临时政府名单，共进会首领刘公为总理，文学社首领蒋翊武为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后焦达峰称湖南方面准备未足，起义推迟至10月16日。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自制炸弹，不慎引发爆炸。巡捕闻声而至，当场抓捕六人，并收缴了武昌起义的旗帜、印章和花名册。刘公逃入法租界，蒋翊武翻墙逃出城外。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全城搜捕革命党，当天即抓捕数十人。
10月10日晨，新军起义骨干彭楚藩、杨洪胜和刘复基三人被斩首，人头被挂在武昌城楼示众。瑞澂下令严禁新军士兵出营，并收缴了部分士兵的武器，集中至军械库。10日当天，军警继续搜捕，兵营里人人自危。
起义最多一死，被抓捕也是死，一些计划起义的士兵于是准备放手一搏。10日晚七时半，第八镇工程营哨长（排长）陶启圣前来查夜，发现班长金兆龙、士兵程正瀛（均为共进会员）荷枪而卧，上前就给了金兆龙一耳光，厉声质问，“尔谋反耶？”两人随即扭打起来。金兆龙大喊：还不动手，更待何时！程正瀛举枪就射，陶启圣应声倒地。这就是武昌起义第一枪。紧接着又有三名军官闻声而至，程正瀛连发数枪，又击毙两人。
夜半枪响，军营大乱。第八营的熊秉坤趁机鸣笛，率领数十名士兵冲出兵营奔向楚望台军械库。第二十九标的蔡济民和第三十标的吴醒汉亦率兵紧随其后。武昌的革命派士兵迅疾响应，当晚在楚望台集合的有近千人，但群龙无首，情形混乱，因为起义的领导或死或逃，一个都不在。熊秉坤只是一个班长，蔡济民和吴醒汉只是排长。情急之时，第八营左队队官（连长）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
起义军夺取了楚望台军械库，随即攻打总督府。湖广总督瑞澂基本未作抵抗即从后门逃走，躲到了长江的楚豫号兵舰上。在不远处的陆军第八镇司令部，统制（师长）张彪欲率部反击，见瑞澂跑路，张彪也随后撤离。至11日晨，起义军控制了武昌全城。
武昌起义就这么成功了。这个成功有相当的偶然性，当晚的场景就像一场乱哄哄无组织的士兵暴动。在准备阶段，因意外事故，其领导或死或逃，眼看大事无望，但此时湖广总督采取高压手段，逼得部分士兵铤而走险。
因为武器被收缴，所以起义士兵都不约而同地奔向楚望台军械库，人员得以迅速集中，同时获得了大量枪支弹药。在攻打总督府时，他们又遇上了跑路总督瑞澂。当晚参加起义的士兵约两千人，只占武汉新军总数的四分之一。换句话说，大部分新军其实并没有起义，如果瑞澂和张彪拼死抵抗，胜负恐难预料。
11日下午，鄂军都督府（湖北军政府）在武昌成立。这个临时政府的成立，湖北谘议局局长汤化龙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天的会议地址就在谘议局大楼。汤化龙任临时政府民政总长，他并极力推举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旅长）黎元洪为湖北都督。武昌起义的实际发动者吴兆麟和熊秉坤等都是下级军官，自觉难以服众，遂同意汤化龙的提议。鄂军都督府宣布废除大清宣统年号，改号中华民国，并通电全国，敦请各省响应起义。
黎元洪是武昌新军第二号人物。他对士兵友善，名声在外，但他吃的是大清国的饭，属立宪派，反对革命。起义当晚，他先是准备弹压，后来躲进了手下参谋长的家里，第二天被强行请出担任湖北都督。起初他消极怠工，一言不发，外号人称黎菩萨。但起义文告和通电都署名黎元洪，两天后他只得参加造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汤化龙也同样是体制内大员。他是举人出身，大清国立宪派首领之一，1910年当选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议长。武昌起义前他刚从北京回来，请求速开国会，加快立宪进程，但遭摄政王训斥，憋了一肚子火，所以他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不请自来，主动参加造反。
武昌起义两天后，摄政王载沣即派陆军大臣荫昌调军前往镇压，并令萨镇冰率海军舰队到武汉江面支援。清军的主力北洋陆军原为袁世凯所练，其主将冯国璋和段祺瑞依然暗中听命于袁世凯。摄政王载沣万般无奈，于10月14日重新启用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但袁不为所动，称病不出。
10月22日，长沙新军在焦达峰和陈作新的领导下发动起义，宣布湖南独立。湖南新军随后分三批前往支援武昌，史称湖南援鄂军。湖南是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两天后，陕西和江西也宣布独立。
眼见形势危急，清政府于10月27日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领水陆各军。袁世凯这才同意出山。
10月28日，同盟会首领人物黄兴和宋教仁赶到武昌。黄兴被黎元洪任命为战时总司令，统领各路起义军（以下称民军）。
10月28日深夜，山西新军在姚以价和阎锡山的率领下发动起义，当晚占领太原全城。山西巡抚陆钟琦和儿子陆光熙以及全家十多口人被起义士兵乱枪打死。山西宣布独立。
10月29日，驻直隶滦州的清军第二十镇统制（师长）张绍曾扣押了发往武汉的军火，并联合伍祥祯、蓝天蔚和卢永祥等高级军官发出通电，提出
“十二条政纲”
（见附录文件二）。此通电类似最后通牒，它敦请限制皇权，在年内召开国会，并由国会掌握实权，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否则兵戎相见。此事史称滦州兵谏。这是大清国激进立宪派军官在北方发动的军事政变。
顺带一提，并不是只有革命派才发动武装起义，立宪派也同样发动武装政变。早在1900年，流亡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就派唐才常和吴禄贞回国组织自立军，意在推翻慈禧太后，建立以光绪帝为首的君主立宪政体。唐才常兵败被杀，吴禄贞逃亡日本，后来再次回国，参与策划了滦州兵谏（时任新军第六镇统制）。滦州离北京只有两百多公里，并有火车直通。是时京城一片慌乱。
10月30日，摄政王载沣以宣统帝名义下罪己诏，自责“施治寡术，用人无方”，承诺两年之内实行宪政。同天下诏开放党禁，赦免所有的政治犯。因谋刺载沣被判终生监禁的汪精卫、黄复生和罗世勋等人被释放。
10月30日晚，蔡锷、罗佩金和唐继尧等新军中的同盟会员在云南昆明发动起义。蔡锷时任清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旅长）。忠于朝廷的清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双方激战整夜。云贵总督李经羲原本同情革命，他在第二天最后下令停止抵抗，被蔡锷礼送出境。清军在云南的最高长官、第十九镇统制（师长）钟麟同拒绝投降，举枪自尽，其首级被挂于城楼示众。云南宣布独立。
危急之下，大清国再次求助于袁世凯。11月1日，摄政王载沣下令解散皇族内阁，袁世凯受命组建新内阁。是日冯国璋指挥北洋军火攻汉口。汉口主城区一半被烧成废墟。民军退守汉阳。
在滦州兵谏威逼之下，11月2日，大清国颁布《宪法重要信条》，全文十九条，史称十九信条（见附录文件三）。它规定皇权以宪法为限，皇室经费需经国会批准，重大决策权都归国会，包括调动军队。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被实际废止。立宪派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按此十九信条，皇帝已是虚君。这是真正的君主立宪，与英国类似。
大清帝国在风雨飘摇之中决定放弃皇权，力图保住名义上的朝廷。只可惜为时已晚。如果在一年之前颁布这十九信条，不搞皇族内阁，大清国还可能有救。现在已有六省宣布独立，大批汉族官员和立宪派都蠢蠢欲动，随时可能倒向革命党。
11月3日，同盟会联合上海商团、青帮，在陈其美率领下发动武装起义，次日一举攻克江南制造总局。上海宣布独立。
11月5日，在革命党人的胁迫之下，原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被推举为都督，成为第一个投向革命党的大清国封疆大吏。江苏独立的过程相当和平，一枪未放，只是巡抚衙门换了个招牌。两天之后，11月7日，
广西和安徽两省也发生类似的和平政变，各自宣布独立。原广西巡抚沈秉堃改称广西都督，原安徽巡抚朱家宝改称安徽都督。
在武昌方面，大清国海军司令萨镇冰率三艘巡洋舰和四艘炮舰于十月中抵达武汉，轰击民军阵地，协助北洋军作战。湖北都督黎元洪原是萨镇冰的学生，他致函萨镇冰，劝其支持革命。湖北民政总长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是萨镇冰的副官，汤芗铭也力劝萨镇冰反正。
11月9日，这支舰队以补给不足之名脱离战场，下驶至江西九江。时九江也已被民军占领。萨镇冰左右为难，他既不想继续为大清国作战，也不想造反。
11月11日，萨镇冰称病离开军舰，乘一艘英国商船去上海，舰队指挥权由海筹号巡洋舰舰长黄钟瑛代理。黄钟瑛当即下令所有军舰降下黄龙旗，升白旗脱离大清国政府。部分军舰驶回武汉，加入民军作战。
虽然大清国形势危急，但袁世凯麾下的北洋军训练有素，是当时中国最强军队。六万北洋军强攻武汉。武昌民军原只有八千多人，后虽号称四万，但大都是临时招募的新兵，既无经验也无斗志。所以虽有黄兴坐镇，后期还有海军相助，但激战月余依然不敌。11月27日，北洋军占领汉阳，民军退守武昌。
汉阳失守当天，黎元洪在武昌召开军事检讨会。黄兴建议放弃武昌，驰援南京（一说建议者为日本参谋萱野长知）。此建议遭多人反对。共进会首领之一的张振武大喝曰，“武昌乃首义之地，我辈当与城俱亡，倘再有言退者，即杀之。”第二天，黄兴和汤化龙等乘船去往上海。黎元洪虽然没有跑路，但他把司令部撤往武昌郊外的葛店，前线总指挥暂由蒋翊武和吴兆麟代理。
眼看武昌岌岌可危，北洋军却停止了攻击。12月1日，在英国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的调停下，北洋军和民军达成了《武汉地区停战协定》。这是一个重要节点，标志着武汉战事基本结束，辛亥革命进入谈判阶段。
民军力战五十天，力保武昌不失。此为辛亥革命成功之关键。此战又称阳夏之战，是辛亥年持续时间最久、战况最惨的一战。双方合计伤亡过万，另有平民死伤难以计数。停战后武汉郊外有集体大葬坑二十九处，安葬尸首数千具，有姓名者不足百人。
武汉之外，辛亥年的第二场大战是南京之战。在江苏都督程德全主持之下，11月20日，已独立的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地的民军组成江浙联军，兵力近三万人，由原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任总司令，发起了攻克南京之役。
此战异常激烈，江浙联军和守城清军在幕府山、雨花台和紫金山等地反复争夺近十天。清军以机枪和野战炮居高临下，占有火力优势。江浙联军最后以敢死队突击，于12月1日凌晨攻占了紫金山天堡城。敢死队队长、联军司令部参谋叶仰高等多名军官战死。12月2日，联军占领南京。江南提督张勋率千余清军突围而走。是役双方伤亡近万，江浙联军惨胜。
南京之战四省市民军齐聚，显示了强大的联合作战能力。此为辛亥革命最后一战，从此直至清帝退位，国内大部保持和平。
南京是六朝古都，江南最大城市。民军攻克南京，对大清国和袁世凯是一个沉重打击，它使得北洋军强攻武汉变得意义不大。至此东南独立的五省连成一片，南北对峙大局已定。辛亥革命的中心开始从武昌移至上海和南京。
北洋军在11月27日攻克汉阳之后按兵不动。有人说袁世凯是故意留着武昌不打，以便讨价还价。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如此。汉阳失守之时大清国已有九省宣布独立。至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中原十八省已有十二省独立。应该说大清国大势已去。此时海军也已反正，舰炮控制了武昌江面，北洋军渡江遇阻。
即便强行攻下武昌，接下来要怎么办，让北洋军一个一个省去和民军拼命？这显然将两败俱伤。滇军、粤军和江浙联军，个个都是硬骨头。北洋军是袁世凯的老本，他肯定不会这么做。随着战争延续，北洋军和民军都尽显疲态，双方都打不动了。为了给北洋军筹饷，隆裕太后动用了自己的私房钱，甚至变卖了沈阳大内的古董和瓷器。
其实和历史上很多战争相似，北洋军和民军是边打边谈。早在10月27日，黎元洪就以“全鄂士民”的名义致函袁世凯，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扫虏廷”，称“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之是望”。11月9日，黄兴亦致电袁世凯，称只要袁赞同共和，即举袁为将来的大总统，“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11月10日，袁世凯的私人代表刘承恩和蔡廷干渡江来到武昌，面见黎元洪。这是双方首次直接接触。黎元洪带给袁世凯一封亲笔信，力劝其反正，“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袁世凯严词相拒，但双方保持私下接触。
11月30日，已独立各省的代表在汉口英租界举行首次会议。12月2日，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
12月7日，隆裕太后谕袁世凯为全权大臣，与民军谈判。12月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开始。袁世凯派出的北方首席谈判代表是唐绍仪，黎元洪则派伍廷芳为南方首席代表。英、美、德等六国驻沪领事及外商代表李德立出席了谈判。
谈判伊始，北方竭力主张保留皇帝，而南方誓死要把皇帝拉下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同盟会的首要纲领。造反是个杀头的事，纵观古今中外，造反造一半，迟早死得快。革命党人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决不让步。到12月下旬，南北和谈陷入了僵局。这时孙中山的回国改变了时局。
孙中山本名孙文，1866年生于广州香山，后学西医谋生。1894年中，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洋洋数千言，献改良中国之策。但李鸿章并没有接见他。孙愤而投身暴力革命，极力主张推翻大清政权，名声渐起。1896年，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大清国使馆人员绑架，正待秘密装船押回中国之际，幸得好友康德黎（James
Cantlie）搭救脱身。孙随后著写《伦敦蒙难记》一书，名声大噪，成为国际知名的大清国反贼首领人物。
武昌起义之时，1911年10月初，孙中山还在美国丹佛巡回演讲募捐。在意识到武昌起义的重大意义之后，他于10月下旬离开纽约前往英国伦敦，准备回国。11月16日，孙中山在伦敦回电江苏都督程德全，表示愿举黎元洪或袁世凯为未来的共和国总统，其电原文：“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欣悉总统自当选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亦善宜。”
十一月的孙中山很谦虚，并无谋位大总统之意。当时北洋军正强攻武汉，南京还在清政府手里，局势尚不明朗。但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之时，南北和谈已在进行，全国大部分省都已独立。孙中山的态度快速转变，主张由他担任大总统，立即成立临时政府。
早在11月15日，上海、江苏和福建三地未经武昌方面同意就成立了“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这是组织临时政府的第一步，也是江浙派和武昌派争夺领导权的开端。此后黎元洪和黄兴两派一直明争暗斗，互不买账。现在孙中山来了，大家于是同意他的意见。
1911年12月31日，已独立的十七省代表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每省一票，候选人为孙中山、黎元洪和黄兴三人。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
1912年1月1日晚，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成立。此时大清国皇帝尚未退位，中国又出现了南北对立的两个政府。其时南北和谈还在进行，南方没有通知北方就单独组织临时政府，既不合法理，也违背了诺言。
袁世凯闻讯大发雷霆，一度要终止议和，重开战端。在各方劝导之下，和谈继续进行。袁世凯依然坚持保留皇帝，但暗中开始商谈清帝退位之条件。孙中山也做出妥协，同意优待清朝皇室。
1月16日，北方的革命党人张先培、黄芝萌和杨禹昌等在北京刺杀袁世凯，袁本人幸免于难，但其卫队多人被炸死。袁从此不再反对共和，并加紧谋划清帝退位。
1月26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洋第一军军长段祺瑞联合五十位将领发出通电，斥责溥伟和铁良等反对皇帝退位的宗社党人，要求朝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2月4日，段祺瑞再发通电，称若再不赞同共和，将“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面对此等武力恐吓，保皇党无人再言坚持。
1912年2月12日，奉隆裕太后懿旨，大清皇帝宣布逊位。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结束。清朝始于1636年皇太极称帝，终于1912年宣统帝逊位，计二百七十六年。清帝退位诏书由原立宪派核心人物张謇起草，全文如下：
“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清帝退位的第二天，2月13日，袁世凯通电全国，表示赞成共和。孙中山亦遵守诺言，于同日向南京参议院提请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
2月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至此结束。中国进入了共和时代。
以下简单点评。辛亥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大型军事政变。换句话说，这是一次暴力型改朝换代。
虽然属于暴力型，但辛亥革命的暴力强度不大，整体较为温和。从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到1912年2月皇帝逊位，前后仅四个月，没有出现全国性混战，局部战争也仅有武汉和南京两地规模较大，但持续时间都不长。双方很快开始和谈。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华民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
这场政变并不是换一个人当皇帝，而是一次全新的政治制度转型。它终结了沿袭三千多年的世袭帝制，让中国进入了以民主选举和议会政治为标志的共和国时代。一页翻过三千年，这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因为1899年的菲律宾第一共和国只存活了几个月，并未获国际承认，所以学界一般以中华民国为亚洲首个共和国。它的成立是世界近代史的重大事件，对其他国家推翻君主专制起到了示范和促进作用，推动了人类的民主进程。
武昌起义是一次地方军事政变。它驱逐了旧朝官员，建立了共和性质的新政府。其他省区纷纷响应，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新军大起义。地方独立倒逼中央。众叛亲离之下，大清国皇帝被迫逊位。
大型帝国以较为温和的方式实现国家体制的重大转型，国土大致保持完整，权力基本和平移交，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中华民国的这个开局甚为梦幻。
辛亥年的革命主要是三方博弈，即革命派、立宪派和大清国皇室。此外，英美德意日等外国势力亦有贡献。辛亥革命的和平结果和中华民国的梦幻开局是多方妥协之硕果，展现了各方高度的政治智慧。
妥协和让步最大的是大清国皇室，它让出了自己的天下。大清皇室虽众叛亲离，但并非山穷水尽。当时北方有五省尚未独立，而南方的民军即便联合起来也没有北伐的实力。退一步讲，即便山穷水尽，满清皇室也能撤到东北老家，死保大清国号。清帝一日不退位，则中国一日不安宁。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它还可能再次入关，搅乱政局。
隆裕皇太后识大体顾大局，将国家利益置于家族利益之上，以国人的生命财产为重，最后下诏逊位，和平交权，非常难得。满清入关之时虽屠城无数，但这个最后的善举十足称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莫大焉。
独裁者唯有在逼迫之下才会让位。逼清帝退位，最坚决的是革命党，功劳最大的是袁世凯。大清国摄政王载沣在1909年初强夺了袁世凯的兵权，还一度想夺其性命。袁世凯对此当然恨得牙痒痒。1911年底，载沣下台，袁世凯复出。对他来说，当大清国总理或民国大总统，他都手握实权，都没问题。但作为几十年的大清老臣，他不愿背负欺君叛国之名。这一点袁世凯和东汉末年的曹操颇为相似，本可为帝，但蓄势不发。所以不难理解，在南北议和开始之前，1911年12月2日，袁世凯在上海《时报》发文，为保留君主造势。原文节录：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
袁世凯语气诚恳，说的也有道理。当时大清王朝已有二百七十年，中国的世袭帝制已有三千多年，除了少数铁杆革命党，大多数国人不知共和为何物，并没有废除皇帝的欲望。即便在溥仪退位之后，汉人精英依然有不少坚持不剪辫子的清朝死忠粉，如王国维、辜鸿铭和张勋等等。
革命派坚持赶皇帝下台，但朝廷已颁布十九信条，皇帝只是虚君，大权将归国会，所以君主立宪并无不妥，因为革命的最终目的也是让权力归人民。广义上来说，革命派可称之为民主立宪派，它和君主立宪派是一家，都是要以宪法为纲、还政于民，唯一的分歧在于是否保留一个名义上的皇室。
当时的世界局势，君主立宪是主流。欧洲只有法国和葡萄牙是共和制，其他国家多为君主立宪，包括英国和德国。共和制就是民主立宪，它和君主立宪很难说谁更先进。一个国家应该选择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美国和英国都可借鉴。中国的千年君主制显然和英国更为接近。中国长期以来缺乏宗教信仰，保留皇室可以作为一个心理安慰。皇帝虽无实权，但在政坛变幻之时能作为一个最后的稳定器。皇室以后退居深宫，这个稳定器也花不了多少钱。
应该说，袁世凯最后赞同共和是相当不情愿的。他虽然当了大总统，理论上也算革命党了，但他骨子里是个铁杆立宪派，更准确地说是保皇派。一直到1912年1月底，袁世凯依然不放弃虚君立宪的可能性，他最后建议“留君主之虚位，由共和国人民公举正副总统二人，主持全国一切政事，君主概不干涉过问”。孙中山对此严词拒绝。
虚君立宪没有成功，除了革命派死不让步之外，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大清帝国本身。这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我在这里并不是说皇帝不能是少数民族。以现代民族平等的原则，国家元首可以来自任何一个民族。各族分享权力，完全可以满族坐龙椅、汉族掌实权。但是当年清军入关屠城无数，罪孽太深。在其后两百七十年的统治中，满清政府又长期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欺压汉族和其他民族。凡是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政权都不具有正当性。
当然，大清国自太平天国动乱之后，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等汉族实权派轮番登场，民族歧视的情况逐渐改善。1902年，满汉通婚禁令被废止。武昌起义之后，剩下的民族歧视政策被迅速废除。1911年11月，皇族内阁被解散，袁世凯的新内阁十一人，仅理藩大臣达寿一人为满族，朝廷大权至此尽归汉官集团。紧接着在1911年12月，剃发令被废止，国人可自行决定是否留辫。大清国最后拼命努力，力图保住名义上的朝廷。袁世凯说得没错，革命党没有必要抱着“驱逐鞑虏”的口号不放，满汉歧视等民族问题在南北和谈之际已经不是问题。
国家分裂是当时的重大问题之一。受武昌起义各省独立的影响，蒙古也意欲独立，西藏在英国的支持下驱逐了大清国军队，俄国对新疆虎视眈眈，满洲则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但很多革命党人对此并无紧迫之感。武昌起义的铁血十八星旗只代表中原十八省，他们筹划的共和国并不包括西藏、新疆和外蒙古等地区。这些地区在大清康熙和乾隆时期才正式并入大清版图，在此之前它们并不隶属于中原王朝（元朝除外，因为更糟糕的民族歧视，其本身也不具有正当性）。
革命党要推翻大清国，这些地区是否也应该并入新的共和国，各派观点不同。革命派大佬章太炎曾坚持信奉儒家文化的地区才算是中国。按此观点，西藏、新疆和蒙古这些地方显然应该除外。
革命党首领孙中山对包括满洲在内的边疆地区的去留问题也并不坚决。1912年1月，鉴于袁世凯依然不放弃君主立宪，孙中山曾以租借东北三省为条件，试图换取日本的支持，组织北伐，打垮袁世凯。但日本政府未予同意，孙中山只得作罢。此事原载于藤井升三《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孙文的资料
-
森恪关于满洲问题的书信》。我在这里只叙述事实，至于租借满洲是否恰当，以及边疆地区是否有权独立，这里不做评判。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人民能生活得更好，但国家并不是越大越好，统一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可能更多，秦朝和隋朝都是明证。
清帝退位三天之后，孙中山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前往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此举用意很明显，他要昭告天下，中国又恢复了汉人的统治。但要注意，明朝的疆域大致就是清朝的中原十八省，不包括新疆、西藏、外蒙古以及南辽宁之外的东北地区。
孙中山拟定的同盟会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其中心寓意是兴汉灭满，这和明太祖朱元璋1367年北伐时发表的《奉天讨元北伐檄文》颇为相似，其原文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这类纲领其实很有问题，具有明显的民族歧视意味，即国家必须由汉人统治。革命党人在民族和领土问题上陷入了两难。如果尊崇民族平等，汉族人可以驱逐鞑虏，其他民族也可以。在中原，满人是鞑虏；在新疆和西藏，汉人就是鞑虏。这些新并入大清的边疆地区效忠的是大清国皇帝。按照袁世凯的观点，如果保留皇帝，实行君主立宪，人民也能掌握实权，还能避免国家分裂，民族和领土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之所以能完整继承大清国的边疆地区，清帝退位诏书有一句话至关重要，即
“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句话意思是，我大清国现在把新疆、蒙古、西藏和满洲等地区连同中原十八省一起交给中华民国。它明文指出中华民国乃禅让自大清国，对原大清国所有的领土拥有主权。
同盟会驱逐鞑虏的纲领在辛亥革命初期不但造成了思想上的分歧，还导致了现实的屠杀。陕西西安和湖北荆州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民军滥杀满族人事件。武汉部分地区也有类似事件发生，后被湖北都督府明令禁止。冤有头债有主，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祖上（比如他太爷爷）曾犯过罪就杀了这个人。对于满清入关屠杀汉人之类的历史旧账，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牢记教训、忘记仇恨，否则杀戮将世代延续，永无停息。
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同盟会驱逐鞑虏的纲领虽未废除，但随着南北和谈的进展，革命派也开始调整政纲，做出妥协，同意平等对待满人并优待大清皇室。
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国内所有政治派系，不论是革命派、立宪派还是保皇派，最后均赞同民族平等。中华民国的国旗为五色旗，意为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此旗原为赵凤昌所设计，
1912年1月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此国旗议案，但被孙中山否决。1912年2月，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五色旗为国旗并照会各国公使。
现在我们回头探讨一个问题，即袁世凯是否抢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类似说法还有，革命党人冒死发动了辛亥革命，但新生共和国的领导权却被立宪派夺走了。这些说法并不准确。政治讲的是实力，谁有实力谁当政。像摄政王载沣那样强行夺权，终将被反噬。
南北和谈之时，袁世凯是大清国内阁总理，手握中国最强军队（北洋六镇），皇宫禁卫军首领冯国璋亦是其亲信。袁世凯集大权于一身，皇帝只是个傀儡。如果他坚持保留皇帝，革命党一时也没办法；但只要他改倡共和，大清皇帝必然退位。所以武昌起义之后不久，革命派各方都声明只要袁世凯赞同共和，即选他为大总统。孙中山、黎元洪和黄兴对此都曾明确表态。
（待续）
关注老杨
杨飞作品集：999kg.com
微信：laoyang2063
微信公众号：老杨书吧
新浪微博@长沙杨飞
推特Twitter@feiyang17
脸书Facebook@长沙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