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简历

2003年1月

　

1970年10月27日，我出生于湖南洞庭湖边的一个小镇津市，老爸家世代打鱼，老妈家乃小镇贫民，基本上属于根正苗红。

我爸爸生于1935年，到49年解放的时候只读过一点点书， 是共产党又重新把他送进了学校，一直到60年代初从解放军西北电信工程学院毕业。所以他到现在都是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从渔民直到担任党委书记到退休。而我从小连团员都不是，对政治和主义没有一点兴趣，所以小时候我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东西是不多的。

　

外婆是裁缝，一家都很穷。我妈妈是老大，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几个小时候都很饿，吃不饱。冬天为了取暖还去工厂倒出来的废煤渣里拣拾能烧的煤渣。我妈妈读书成绩很好，是那个小镇青石板街道上头几批走进省城的大学生之一（湖南师范大学），在1958年算是当地的一个骄傲。我妈妈和爸爸都在湖南省会长沙读书，认识了，后来就结婚了。

　

我妈妈原来是不想再要一个孩子的，因为已经有了我姐姐。我外婆一定坚持要我妈妈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个孩子就是我。外婆，我永远感激您，我以后一定常回老家扫墓，为你老人家。

我妈妈生性善良淳朴，但生活的重压使得她也慢慢的学会挖空心思，因为她要用40块钱养活4口人：我姐姐和我，我外婆，和她自己。我从出生到8岁，一直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因为他在遥远的北京和锦州空军服役，我出生的时候他也不在妈妈身边。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是一个疯狂的，主义大于人性的时代。

　

7岁以前的记忆都是比较模糊的。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有点象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外面运动搞的激烈，而小孩子自有小孩子的世界。我妈妈那时候是中学老师，那时的中学经常学工学农搞政治运动，所以我记得妈妈老是不在家，带学生运动去了。后来我大了点有时候就和妈妈一起下乡。记得有一次下乡收割甘蔗，走进甘蔗林就象走进大森林一样。

　

左边这张照片是我姐姐。她后面的就是我和妈妈姐姐一直住到1977年的老屋子。这个老屋子的后面是一个小山包，从山上居高临下的看下面的马路，路上来来往往很多运盐的汽车（旁边没多远就是一个盐矿）。我最喜欢干的坏事就是从小山包上往下扔小石籽打汽车。路上也有很多驴子拉的板车，也是运盐的。我觉得车夫扬鞭抽打驴子的响声和动作都很帅 － “啪！”“驾！”。。。那时候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个毛驴板车夫，而且要两头驴子。

整个小时候我都是很谗的，那时候也没什么东西买，没什么东西吃。每次有新鲜的吃的都是我们的节日。那时买什么东西都要票，没票有钱也买不到。有粮票，油票，布票，肉票，肥皂票等等。有一次学校食堂冬天特例供应油炸黄豆，人人奔走相告。那是一个大雪天，地上积雪过膝，我和姐姐高兴极了，把一个长板凳翻过来当雪橇，买了一大搪瓷碗油炸黄豆放在自制雪橇上唱着歌拖回家。这是我33年记忆中最快乐的一件事。

　

关于吃的我还有一个记忆很深刻。有一次妈妈买了一篮子桃子，为了防止我们一口气吃完就把篮子吊在屋梁上。等妈妈去上课了我和姐姐就开始琢磨怎样弄桃子。我们把桌子拖过来，椅子搭在桌上，姐姐站在椅子上拿一个竹竿捅，捅一下就下来一个桃子。最后吃的我肚子象个皮球。

我妈妈说我小时候就特别倔强。我还不到一岁，不会说话的时候家里有段时间请了个保姆，有天晚上保姆困了可是我还不困，保姆很想要我睡觉，就把我强行放进摇窝。我就双手死死抓住摇窝上的蚊帐杆就是不睡。大人都气乐了。

1974年我妈妈带着姐姐和我到北京看爸爸。我第一次见到了大城市，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天安门。                  

我们这些生于70年代的人已经是够幸运的了。1960－1962年饿死无数的苦难三年已是过去；虽然1966－1976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整死的人不计其数，不过文革结束时我才六岁，基本上对文革没有太多记忆。唯一有点印象的好象是1975年我5岁的时候，我和妈妈一起去看学生的汇报演出，学生们唱歌跳舞，好象是唱打倒一个姓邓的。回来我就站在椅子上向邻居们表演新听到的革命歌曲。大家都夸我学得象。现在我知道那是1975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文艺汇演，主要就是要打倒邓小平。后来有一个阴冷的冬天大家忽然都戴上了小白花，原来是周总理去世了。但是没过两天又不让戴。后来没过多久又让戴小白花了，原来是毛主席去世了。

　

没过多久，镇上忽然有一天晚上热闹起来，放鞭炮，敲锣鼓扭秧歌，闹腾了几乎整夜，大人们都兴奋的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第11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标语就改成了“紧密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以前我们常喊的毛主席万岁改成了华主席万岁。但是没过多久又没人喊华主席万岁了。

现在我只能通过父辈们的只言片语和所有能看到的正史野史来了解中国大陆1966－197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好朋友春腾曾经告诉我，他妈妈所在的学校1966年学生批斗老师时候，14岁的初中女生在电话里这样的问另外一个学校的女生：“你们学校今天打死几个啊？”小小年纪的中学生们批斗老师的手段却极其残忍。用铜头皮带抽，灌辣椒水，坐土飞机，剔阴阳头，竭尽虐待之极。成千上万的人被批斗致死，或者自杀，如老舍，傅雷，刘少奇等等。

　

如果你的父母现在是50岁左右，那他们就曾经是那些疯狂的红卫兵。不信你可以回去问一下。

我曾经问过我妈妈文革开始的时候你斗过别人没。妈妈说参加过，因为不参加别人就会来批斗你。但是她生性善良，从来不为首，后来干脆当了逍遥派。有一次趁别人不在的时候我妈妈还给挨斗的一个“黑五类”倒水喝。那个黑五类打倒四人帮后重新当上了大官，他非常感激我妈妈， 因为他对那杯水没齿不忘。左图是我妈妈1966年坐免费火车串联到上海的留影（右一白衣者）。

我觉得文革应该建立一个纪念馆，无辜死于文革的人应该有上百万，远远多于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我们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为什么没有文革纪念馆？现在30岁以下的人还有多少知道文化大革命的？

1977年中我经历了另外一次小小的转折。妈妈所在的中学解散了，妈妈被重新分配到澧县澧旦公社中学教书。我跟随妈妈从小城镇到了真正的农村。9月间我开始上小学。

这个小学叫三甲小学，是澧旦公社澧东大队的小学。学校极其破烂，全是土房子，一下雨就漏水，连窗户都没有，只有几片明瓦透点光线进来。写字用的是石板石笔。有些穷的同学中午只有萝卜吃。我记得第一篇课文是“五七指示放光芒”。还有一篇是“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TMD我到现在还没明白“纲举目张”是什么意思。

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卷子发下来我做了一半遇到一道不会做的题，坐在那哭了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还可以先做后面会做的题。

我们也有一些快乐日子，如一起去偷地里的蚕豆，一起去如树林一般的棉花地采摘棉花。

记得有一天，夕阳很好。我在外面玩得脏西西的回家，推门回家，门吱呀呀的响，妈妈正在夕阳的最后一线光线下踩缝纫机，帮我补书包。我就支着头在缝纫机旁边看妈妈踩缝纫机。这也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一个片断。

1978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我们全家移居长沙，湖南省会，和转业后在湖南计算机研究所工作的爸爸团聚了。从此我就开始了在一个单位大院长大的日子。

我的小学是在杜家塘小学，中学6年是在湖南师大附中。我在学生时代就从来不是一个好学生。王朔认为，中学时代的老师们有过不通人情和妄自尊大，且拿知识当作恃强凌弱的资本，给他留下了恶劣的印象，“我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知识被滥用、被迷信、被用来歪曲人性，导致我对任何一个自称知识分子的人都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视”，“知识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被概念化的过程，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机器的过程”。

王朔说得有点过头，但是我也有同感。很多小学中学老师都是很粗暴和凶恶的，助纣为虐的还有那些未老先衰的班干部和少先队干部们。我小学唯一当过的干部就是少先队小队长，但不到一个星期就因违反纪律被撤职。我本来是一个野地里长大的野孩子，连幼儿园都没上过。1977年突然要上小学了，上学的第一天我赖在地上哭了很久， 就是不愿意去上学。我现在想来，那是因为自由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我从此就要生活在一个强权和管制的世界里了。这样的学校是让人变态的。我记得在三甲那个农村大队小学，中午我们是要强制午睡的。同桌的两人轮流在桌子和板凳上睡觉，睡不着也要你强行睡，否则就要挨罚。我有一次实在是睡不着，偷偷的慢慢睁开眼睛，监督睡觉的班长在讲台上圆睁火眼金睛看到了，大声说道：杨飞你细细的睁，我就细细的抠！一个淳朴的农村孩子不到半年就变成了一个小党棍。

和蔼可亲的老师也有，真正有学识和才华的老师也有，但是， 很少。我11年的中学和小学只遇到过两三位。

我爸爸也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爸爸，我挨打是常事。小学三年级的一天，我犯了点什么事，被爸爸打得离家出走。整晚上，我都在湘江边徘徊，听远处的船的汽笛，又冷又饿，远处破旧小屋的昏黄灯光也变的那么的温暖。后来我无处可去，还是转回单位大院，躺在一个小货车的货箱里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被来找的人发现。回家一看，妈妈以为我失踪了， 她也整晚没睡觉，在家里哭。高一的时候有一次不知道为了什么爸爸非常生气，以致于拿一个盐水瓶子砸在我头上，当时就出血了。我冲到厨房拿了菜刀就要砍我爸爸，被邻居劝开。从此，爸爸再也没打过我。

一个9岁的孩子在湘江边整夜的徘徊，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记忆。这算不算家庭暴力呢？现在我已经33岁了，我爸爸也老了，他变成了一个68岁的老人。现在我虽然不恨爸爸，但是这样教育孩子的方法我是不会延续到我的下一代身上的。

 教育孩子有严厉的和放任自流的。极端的两个例子是老舍和傅雷。楼适夷在《傅雷家书》序言中这样描述傅雷管教傅聪：“他对待幼小的孩子也是十分严格的。我很少看到他和孩子嬉戏逗乐，也不见他对孩子的调皮淘气行为表示过欣赏。他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制定日课，一一以身作则，亲自督促，严格执行。孩子在父亲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当父亲出门的时候才敢大声笑闹，恣情玩乐。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是否坐得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甚至傅聪不爱吃青菜，专拣肉食，又不听父亲的警告，就罚他只吃白饭，不许吃菜”。

而老舍教育孩子是另外一个极端。老舍曾经说，他不要他的孩子们有什么大出息，只有他们自己过得快乐就行，至于长大了，男的去拉黄包车女的去当舞女都行。实际上傅雷的孩子傅聪，老舍的孩子舒济舒乙长大后都多有做为。完全不同的教育方法都能教育出优秀的孩子，我们为什么不采取那种宽松一点的呢？

我数学很差，本来是考不上大学的。但是1988年的高考数学非常的容易，我打了115分（满分120），我就考上了湖南财经学院。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1988到1992我的4年大学生活都泛善可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89年5月的政治动乱，那次动乱到6月4日天安门事件结束。好象是1989年4月初胡耀邦去世，学生开始运动。然后又加上了反腐败的口号。人民日报也支持学生。我们湖南财经学院大规模的参与是4月25日。我记得24日学校的广播不同寻常的在晚上8点响了，学生会和院团总支通知大家明天全校师生一起在大操场集合去市里游行。大家连夜制作各种标语。第二天全院倾巢出动，数千人一起游行去了省政府。来到五一路一看，5公里长的五一路都被各高校学生占领，挤的水泄不通，指挥交通的都是学生，警察都不见了。湘潭大学和中南林学院等外地的学生很多还是连夜从外地步行来长沙的。上午10点，省政府广场前已经挤满了学生，有很多武警。过了一会儿，武警也不见了， 大家一起冲进省政府大楼，占领了广播站，湖南省高校自治联合会开始在省政府播音。我没冲进去，因为前面人太多，实在挤不进去。进去的同学回来说很多办公室里茶都还是热的，人都不见了。

后来很多同学串联去了北京。后来我们就开始罢课。外地的同学都回家了，整个学校5月底基本上没人了， 留下的同学多数是在打麻将和扑克。后来学校开始劝我们复课，说只要我们重新上课，绝不和大家秋后算帐。

6月4日那天，北京天安门事件结束了这次动乱。大家又开始上课。不过从4月到6月我们基本上就没读什么书，老师们也知道， 所以基本上考试题都告诉我们了， 全班没有一个人不及格。

8月暑假的一天，一个闷热的夏夜，我在寝室里和没回家的同学聊天。突然，收音机里又传来一个更加让人震惊的消息：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宣告灭亡。我们都呆呆的坐在那里，谁也没说话。

9月初，开学了，检讨也开始了，还没到秋后就开始算帐了。整整4个星期没有上课，大家奉命深刻反省，每人都要写3000字以上的检讨。

我现在回想起来， 那是很疯狂的一次政治运动。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文革中全国的人都那么疯狂，因为疯狂是一种气氛， 这种气氛能带动人， 就象看歌星的现场演唱会一样，每个人都立马成了疯子。幸亏邓小平同志的英明决断， 要不然真让那帮疯狂的学生掌了权，现在中国早亡国了。

1992年我终于混到了毕业文凭，7月我开始在湖南省建设银行上班。上班的前一天我在日记里写道：终于，我不再喝父母的血了，开始了喝自己的血的日子，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1992到1997我在建设银行干了5年，干过储蓄，会计，信贷，计划，财务，办公室等等，除了没当过行长， 各个岗位都干过。刚开始在储蓄和会计的岗位上非常辛苦，取钱的人很多，上厕所都要跑步。后来到信贷岗位就轻松多了。后来干脆就吃呀喝呀打麻将呀，有时候甚至上班时间也去打牌。醉生梦死。

越干越不爽，就开始思变。我姐姐姐夫93年就去了新加坡，他们来信问我要不要去新加坡，我就辞职了， 97年7月飞往新加坡， 在国立大学读MBA。

我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开始了新的生活。5年没摸书本了，脑袋已经生锈。还要过英文关。钱也不够用，MBA光学费就是人民币10万多。我开始打工，家教中文，站柜台，水果仓库当搬运工。到1999年2月，我终于混到了MBA文凭。时值东南亚金融危机，做为一个持学生准证的外国人找工作真他妈的难，还好挣扎了4个月后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工作还不错，在一家跨国电信公司干财务，可是我本来对钱没什么兴趣，捏着鼻子干了3年，赚点小钱，走人。在新加坡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混了张文凭，英文和电脑过了关，了解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大公司比社会主义的还好混；也了解了一个新国家，详情请参见我的新加坡摄专题。

在新加坡还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在度蜜月的时候车祸死了。看着他的遗体被推进火化炉， 我觉得人死了都是一搓灰，人生短暂，自己想要干什么事情就要趁早，省得后悔。去西藏我盘算了好多年了， 一直下不了决心。 2002年3月我就辞职开始了西藏摄影之行。这次70天的长途旅行参见我的摄影专辑：在云南和西藏的日子。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回中国来。确实钱上面是损失不少，我在新加坡一个月的薪水是人民币15000，在湖南大学的是2000。不过我在那个公司一直干的不爽，再加上我离婚了，前太太喜欢新加坡那就让她在那里呆着好了，我走人，眼不见为净。工作上来看，在公司干文员的职位哪里是一个研究生应该做的，我觉得在大学教书才是比较适合的，虽然钱少点但是钱不是一切，我这个人在物质上要求不高，吃饱穿暖有点余钱买书和唱片就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喜欢摄影，羽毛球，唱片和书， 教点书，其他正准备开始的爱好是钢琴和天文观测及天文摄影。这些爱好够我玩一辈子的，也许两辈子的时间都不够。

我觉得按照中国目前这个样子，只要不来大的政治动乱，再过个20或者30年就会和中等发达国家差不多。不相信？看看20年前你家和20年后的你家有些什么东西就相信了。看看美国英国，20年前和现在没什么区别，中国最近这20年可是天翻地覆，这样的发展速度还将持续20年，所以中国是最令人激动的地方，中国护照到时候会很值钱，我不想我的儿子到那时骂我。这也是我回国的原因之一。如果我打算去公司干的话，我个人的职业发展在中国也会比在新加坡好，因为中国经济是这个地球上目前最有活力的，比较爽。

我这个网站是2001年10月开始运行的。互联网Internet是个伟大的发明，如果没有它也许你我永远也没相识的机会。我很高兴科技的发展让我有和陌生人交流的机会。这应该是科技的主流作用，它应该使人亲近而不是疏远。每天我们都在享受互联网带给我们的便利：看新闻，收发电子邮件，炒股票，买卖一切能标价的东西，找资料，聊天，娱乐和色情，等等等等。不过我想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对这个社会真正的冲击在哪里。我认为互联网的发明和广泛运用的内在涵义在于它促进和发扬了两个概念：自由与平等。为了这两个词千百年来我们地球人一直在为之奋斗。互联网把自由和平等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任何人，无论年龄性别种族健康疾病宗教贫穷富贵，只要他有一台联上电话线的电脑，他就拥有这一切。 当然，买不起电脑的人除外。在互联网之前我们只有两样东西是平等的，那就是出生和死亡。

互联网也极大的促进了言论和思想自由。在1995年互联网开始广泛运用之前，除非你是个作家或者名人或者您很有钱，否则你绝少有机会出版你自己的书籍或者发表你自己的文章，绝大多数人只是在死后才有机会上报纸，那是亲朋好友帮您登的仆告。互联网永远改变了这一切。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自由的发表言论（在中国官方网站宣传法轮功除外），创办自己的论坛和网站。政府对舆论和大众思想的控制也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因为我们随时随地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报纸，不同意见的网站，听到世界各地的电台等等，老百姓不再那么容易受到愚弄（语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举一例，为了解藏传佛教，我在去西藏之前浏览了中国政府，台湾政府，达赖喇嘛政府，西方各主要宗教网站和论坛，看看他们的主要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形成自己的观点。这都托互联网的福，因为在中国大陆一般只能听到一家之言。兼听则明嘛，一家之言往往是失之偏颇。

俺也借机平等自由一番，创办了这个网站。我用的网站设计软件是微软的Frontpage，界面和Word等办公室软件差不多，很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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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走过了近33年人生道路，再过一个33年这辈子就结束。根据我33年的经验，那些真正快乐的时间片断，没有一个是和钱有关系。这不是说钱不重要，我的好几万的摄影器材没谁会送给我，我也需要买钢琴，我也在考虑买一个好的天文望远镜和赤道仪，以及运载望远镜的汽车。但是，如果赚来的钱仅仅是在存折上加零，仅仅是去换更大的屋子和更豪华的汽车，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们还是会失望的，因为你总也买不尽世界上的好东西，现实已经很清楚：这个世界上 到了最后没有几个能买得起私人喷气飞机，也没有几个人能当总统。所以我认为一个人在金钱，职位和权力方面的追求是一个误区。这些不能给我带来真正的快乐。我们需要追寻真正的快乐。我觉得过平安的日子就是快乐，和幸福。具体的说，就是首先保证自己衣食无忧，然后能去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也能给别人和这个社会带来一点益处，那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

我问过我的父母他们一辈子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们说工作上的摆在一边，最大的成就就是我和我姐姐长大成人了。可是我们长大了， 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也会离开父母的，父母亲又是孤单的两个人了。那辛苦抚养孩子的意义在哪里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人文上的意义，抚养孩子是所有动物的天性，是我们的DNA决定的， 是种族繁衍的需要。这就是生命的循环。我也将是这循环中的一链。这是人的动物性。

除了动物的，我们更是精神的。我也追求精神上的寄托，但是我至今还没有进入宗教的圈子。我曾经和佛教以及基督教的虔诚者辩论过，在新加坡甚至和摩门教的教徒整夜的辩论，没有人能彻底的说服我。我在我西藏之行的总结中这样说道：

“每个人小时候都会问：我们从哪里来，最终又会去到哪里。一直以来我认为所有的宗教就是想解决这两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佛主的天分。而宗教给了这个问题一个牵强附会而又完美无缺的回答：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活佛说人生是轮回，那就是轮回。科学，也就是无神论，也一直在努力给我们一个回答。不同的是，科学给我们的回答是有根有据但却永远不完美的。宇宙的来源现在流行的是大爆炸学说，一切基于一个原点，在这个原点大爆炸之前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但是连小学生也会想到：这个原点之前又是什么呢？既然宇宙是膨胀的，那会无限制的膨胀下去还是会物极必反的从某一个时间点开始收缩，最后回到一个原点，从而开始下一次的轮回？科学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无神论是一种宗教，相对于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佛教，这个宗教给我们的支撑点是苍白的，所以说无神论给我们的精神支撑永远也无法和活佛给藏民的精神支撑相比。所以才有城市里来的驴子们无比的羡慕和迷恋西藏的宗教风景线。

不过我不怎么迷恋这道风景线。做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我对科学最终会得到一个完美无缺的回答是坚信不疑的，虽然这个完美的回答也许永远也不会到来，就象虔诚的基督教徒无比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却永远见不到上帝一样。都是信则有不信则无，我们和藏民各有各的信仰。我不认为藏民的虔诚有什么好羡慕的。”

左图: 2004年4月的我. 感谢莫振光同学为我拍摄的这张照片.

在日常的现实生活中，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是这样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宇宙中最幸运的，可以说是幸运的立方，我们都不应该有什么太多抱怨。为什么呢？第一，我们地球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生命奇迹；第二，我们每一个人，不论种族性别高低贵贱，又是这个地球上的一个生命奇迹；第三，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又是地球50亿年历史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这100年来所创造的财富和发明的东西（比如说，电，和所有用电的东西）比我们100万年创造的总和还要多。每一个人，都要感谢能来这世间一趟，感谢我们曾经拥有的，正在拥有的，和将要拥有的，快乐的生活下去。

最后我想引述旅德画家张奇开的一段话来结束这个唠什子个人简历，

“。。偏激的精神并没有随着我的年龄增长而缓解。。我已经穿过了人生许多重要路程，一条起伏不定的精神线索贯穿其间，在这条线索上凝结着我生命的全部梦想与现实和各种错综复杂的明亮灰暗的颜色。青年时代我曾经读到大仲马写的一句话：在人生的秘密还未完全揭示开之前，它的内容只包含四个字：等待，希望。也许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这不乏为真理。对我来说要揭示人生秘密的时光已经过去。照现在的理解，我觉得人生是由无数快乐与痛苦，失望与希望的各种瞬间连结成的一个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段落哪怕是最低沉（级）的也是如此珍贵。因为那些每时每刻不会停留的进程是显现你生命现象的载体，只有你用知性与感性的双手去抓握它时，它才可能转化为属于你偶在个体的、不可重复的精神成果。”

Star,

October, 2001

Revised 7 Sep 2002,  22Jan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