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记忆（001）

四 十 自 述

by 长沙杨飞

1970年10月27日，我出生在湘北澧水河边的小城津市。我的爷爷是洞庭湖船民，在岸上只有一间茅屋。我父亲出身贫农，我妈妈是小镇贫民，按照革命时期的说法，我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孩子。

我的父亲1935年生于澧县保河堤乡。因为家境窘迫，他只念了几年小学就辍学务农，是结网和凫水的好手。1949年，得益于新政府的农村扫盲运动，他重返学校，一直到1963年从解放军西北电信工程学院毕业。不难理解，他这辈子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共产主义者，从渔民到担任校党委书记到退休。而我从小就是少先队的捣蛋分子，后来连共青团员都不是，对政治和主义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小时候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东西是不多的。

五个月的我，1971年3月

我外婆是小镇的穷裁缝（解放后加入合作社），我妈妈是老大，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小时候都很饿，吃不饱穿不暖。大米是肯定不够的，很多时候靠红薯、烂菜叶和豆渣（豆浆店剩下的渣滓）充饥。冬天为了取暖还去工厂倒出来的废渣里拣拾勉强能烧的煤渣。

但我妈妈读书成绩很好，是那个小镇青石板街道上很少能走进省城的大学生之一，在1958年算是当地的一个骄傲。我父母是澧县一中的高中同学，父亲大学第一年是在中南矿冶学院，母亲在湖南师范学院，同在湖南省会长沙读书。

我父母原来是不想再要一个孩子的，因为已经有了我姐姐。是外婆一定坚持要我妈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个孩子就是我。外婆，我永远感激您，我以后一定常回老家扫墓，为你老人家。

我妈妈生性善良淳朴，但生活的重压使得她也慢慢的学会挖空心思，因为她要用40多块钱的月工资养活4口人：姐姐和我，外婆，和她自己。我从出生到8岁，一直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因为他在遥远的北京和锦州空军服役，我出生的时候他也不在我妈妈身边。这没有什么好说的，那是一个疯狂的、主义大于人性的时代。

7岁以前的记忆都比较模糊。我不知道那是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有点象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外面运动搞得激烈，而小孩子有着自己的世界。我妈妈是澧县一中数学老师，那时的中学经常学工学农搞政治运动，所以我记得妈妈老是不在家，带学生运动去了。后来我大了点 ，就和妈妈一起下乡劳动。记得有一次下乡收割甘蔗，走进甘蔗林就象走进大森林一样。

小时候我是傻头傻脑的，而姐姐虽然只大我一岁半，但从小就非常懂事，妈妈说她五岁就能自己去买菜，六岁就能自己去外婆家（中间要过澧水河）。小时候的姐姐是我的依靠，最亲密的人之一，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姐姐带大的。

上面这张照片是我姐姐。她后面就是我们一直住到1977年的老屋。这个老屋后面是一个小山包，从山上居高临下看下面的马路，来来往往很多运盐的汽车（旁边没多远就是 本省著名的湘澧盐矿）。我常和小伙伴们从山 上往下扔小石籽打汽车，如果谁能命中一次，发出叮当一声，大家就会欢呼雀跃。这事当时孩子们都玩得很high，现在看来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行为。那条马路上也有很多驴子拉的运盐板车，我觉得车夫扬鞭抽打驴子的动作太帅了 － “啪！驾！”。。。 那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当一个毛驴车夫，而且要两头驴子。

整个小时候我都是很馋的，那时候也没什么东西买，吃的总是不够，日常生活所有物资几乎全得凭票限量供应，有粮票、油票、布票、肉票和肥皂票等等。每次有 好东西吃都是我们的节日。有一次学校食堂冬天特例供应油炸黄豆，人人奔走相告。那是一个大雪天，地上积雪过膝，满眼的白色晃人双眼，我和姐姐高兴极了，把一个长板凳翻过来当雪橇，买了一大搪瓷碗油炸黄豆放在自制雪橇上唱着歌拖回家。这是我童年记忆中最快乐的事件之一。

关于吃的我还有一个记忆很深刻。有一次妈妈买了一篮桃子，为了防止我们偷吃就把篮子吊在屋梁上。等妈妈去上课了我和姐姐就开始琢磨怎样搞桃子吃。我们把桌子拖过来，姐姐站在桌上拿一个竹竿捅，捅一下就下来一个，我在下面高兴地接着，最后吃得肚子象个皮球。

我妈妈说我小时候特别倔强。不到一岁，我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家里有段时间请了个保姆，有天晚上保姆困了可是我还不困，保姆很想要我睡觉，就把我强行放进摇窝，我双手死死抓住摇窝上的蚊帐杆就是不睡。大人都气乐了。

1974年夏天，我妈妈带着姐姐和我到北京看爸爸。我第一次见到了大城市，伟大的首都，北京/天/安/门。

我们这些生于70年代的人已经是够幸运的了。1960－1962年饿死无数的苦难三年已是过去（按照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说法，这饿死上千万的三年饥荒乃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虽然1966－1976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整死的人不计其数，不过文革结束时我才六岁，基本上对文革没有太多记忆。有点印象的是1975年我五岁的时候，我和妈妈一起去看汇报演出，学生们唱歌跳舞，好象是要打倒一个姓邓的。回来我就站在椅子上向邻居们表演新听到的革命歌曲。大家都夸我学得像。现在我知道那是1975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文艺汇演，主要就是要打倒邓小平。

第二年那个阴冷的冬天（1976），大家忽然都戴上了小白花，原来是周总理去世了。但是没过两天又不让戴。后来没过多久又让戴小白花了，还有不少人哭，原来是毛主席去世了。

现在我只能通过父辈们的只言片语和所有能看到的正史野史来了解中国大陆1966－197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好朋友春腾曾告诉我，他妈妈所在的河南某学校1966年学生批斗老师时候，14岁的初中女生在电话里这样的问另外一个学校的女生：“你们学校今天打死几个啊？”小小年纪的中学生们批斗老师的手段却极其残忍。用铜头皮带抽，灌辣椒水，坐土飞机，剔阴阳头，竭尽非人之极。成千上万的人被批斗虐待致死，或者自杀，如老舍，傅雷，刘少奇，彭德怀等等。中学生如此疯狂，大学生和工人阶级造反派就更别说了，他们导致1967年全国很多城市陷入了武装内乱，连机枪和迫击炮都用上了，死伤惨重。我一个堂舅就曾经是工人造反派的先锋，腰别两只手枪，人称双枪将，后来死于监狱。

如果你有家人生于1950年左右，那他们大多曾经是那些疯狂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不信你可以回去问一下。我觉得应该建造一个文化大革命纪念馆，无辜死于文革的人至少有数百万，远远多于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我们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为啥没有文革纪念馆？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已经不多了。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最大的教训应该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尊重个人的生命和自由。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如果我们不能坚持这条底线，历史悲剧随时可能重演。

我曾经问妈妈文革的时候你斗过别人没。妈妈说参加过，若不然别人就会来批斗你。但是她生性善良，从不为首，后来干脆当了逍遥派。有一次趁别人不在的时候我妈妈还给挨斗的一个“黑五类”倒水喝。那个黑五类打倒四人帮后重新当上了大官，他非常感激我妈妈，因为他对那杯水没齿不忘。

我妈妈1966年坐免费火车串联到上海外滩的留影（右一）

1977年我经历了一次小转折。妈妈所在的中学搬迁了，妈妈被分配到澧澹公社中学教书。我跟随妈妈从小城镇到了真正的农村，澧县澧旦公社澧东大队。9月我开始上小学。

这个学校叫三甲小学。学校极其破烂，全是土房子，连窗户都没有，只有屋顶几片明瓦透点光。一下雨我们就得在教室里把桌椅挪来挪去，因为屋顶四处漏水。写字用的是石板石笔。我中午有妈妈给带的饭盒，但有些穷的同学中午只有萝卜和糠饼吃。我记得第一篇课文是“五七指示放光芒”。还有一篇是“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课文是背下来了，但我过了很多年才知道“纲举目张”是什么意思。

小学一年级第一次考试的时候，我做了一半遇到一道不会的题，坐在那哭了起来。我不知道还可以先做后面的题。

我们也有一些快乐日子，如一起去偷地里的蚕豆，一起去如树林一般的棉花地采摘棉花。

记得有一天，夕阳很好。我在外面玩得脏兮兮的，推门回家，门吱呀呀的响，妈妈正在夕阳最后的光线下踩缝纫机，帮我补书包。我撑着脑袋在缝纫机旁边看妈妈干活。这也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片断之一。

没过多久，镇上忽然有一天晚上热闹起来，放鞭炮，敲锣鼓扭秧歌，闹腾了几乎整夜，大人们都兴奋的高呼，街头标语上写着“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第11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还有的写着“紧密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以前常喊的毛主席万岁改成了华主席万岁。但是没过多久又没人喊华主席万岁了。华国锋主席退休了。

1978年是一个重大转折。我爸爸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湖南计算机研究所工作，妈妈也想办法调到了有色金属高等专科学校（现中南大学南校区）执教高等数学。我们一家终于在湖南省会长沙团聚了。从此我就开始了在单位大院长大的日子。

我的小学是在长沙市西区（现岳麓区）杜家塘小学，中学6年是在湖南师范大学附中。我在学生时代就从来不是一个好学生，捣蛋被罚是家常便饭。王朔曾说，中学时代的老师们有过不通人情和妄自尊大，且拿知识当作恃强凌弱的资本，给他留下了恶劣的印象，“我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知识被滥用、被迷信、被用来歪曲人性，导致我对任何一个自称知识分子的人都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视”，“知识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被概念化的过程，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机器的过程”。

王朔说得有点过头，但是我也有同感。很多小学中学老师都是粗暴和凶恶的，助纣为虐的还有那些未老先衰的班干部和少先队干部们。我小学唯一当过的干部就是少先队小队长，但不到一个星期就因违反纪律被撤职。

我是一个野地里玩大的孩子，连幼儿园都没上过。1977年突然要上小学了，上学的第一天我赖在地上哭了很久，就是不去学校。现在想来，那可能是因为自由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我从此就要生活在一个强权和管制的世界里了。这样的学校是很难让孩子健康成长的。

我记得在三甲那个农村小学，中午是强制午睡的。同桌的两人轮流在桌子和板凳上睡觉（板凳非常窄，决不可翻身），睡不着也要强行闭眼，否则挨罚。我有一次实在是睡不着，偷偷睁开眼睛，监督睡觉的班长在讲台上怒目圆睁，大声呵斥：杨飞你细细的睁，我就细细的抠！一个淳朴的农村孩子不到半年就变成了一个小党棍。

和蔼可亲的老师有，真正有学识和才华的老师也有，但很少。我小学5年和中学6年只遇到过一两位。

我爸爸也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我挨打是常事。小学三年级有一天，我玩得连书包都丢了，被爸爸打得很惨，我一咬牙就离家出走了。在湘江边我整晚徘徊，近处风声呜咽，远处汽笛嘶鸣，我又冷又饿，远处破旧小屋的昏黄灯光也变得那么温暖。后来我实在无处可去，只得又转回单位大院，躺在单位食堂买菜的三轮摩托货箱里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被来找的人发现。回家一看，妈妈以为我失踪了，她整晚没睡，在家里哭。我爸爸让我跪下向妈妈道歉。

高中一年级的一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不知为了什么爸爸又发了脾气，以至于拿一个盐水瓶砸在我头上，当时就出血了。这盐水瓶是医院那种500毫升的吊水瓶，当时大院里很多人用来订早餐牛奶。我一看到鲜血，登时就发了麻，冲到厨房拿菜刀就要砍我爸爸，这回轮到我爸爸狂奔了。后来被邻居劝开。从此爸爸再也没打过我。

我已经40岁了。现在回忆爸爸，更多的是某些并不暴力甚至有些温馨的片段。比如1982年的大年三十，他用红笔细心地把墙上一幅1981年的年画，1改为2。那时我们家真的很穷。还有小学的很多早上，当我还在被窝里酣睡，爸爸早早的就起床为我们做馒头包子（头天晚上要先发酵好），有时我还嫌蒸馒头迟了，爸爸就卖力地蹬着自行车送我去学校。

我爸爸一辈子非常勤奋，他是渔民的孩子，没有任何背景，最后能以副校长和教授退休完全是他自己的努力。2003年12月的圣诞平安夜我爸爸不幸中风，后来做了开颅手术，行动变得极其迟缓，等于被长期软禁，某种程度来说可算生不如死。妈妈现在还经常回忆我父亲年轻时候在农村，一百斤的谷担子他挑起来箭步如飞。我不禁要感叹岁月无情，时光无敌。

恨意虽已消散，但教训是不能忘记的。一个9岁的孩子在湘江边整夜的徘徊，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记忆。这算不算家庭暴力呢？ 我总觉得在离家出走的人里，小孩子是最惨的，因为他们没有一点钱，也没有谋生的能力，而大人们最少男的可以卖苦力，女的可以卖身。

父亲这种严厉教育孩子的方法我是不会延续到下一代身上的。假如我以后也有孩子的话。

教育孩子有严厉的和放任自流的。极端的两个例子是老舍和傅雷。楼适夷在《傅雷家书》序言中这样描述傅雷管教傅聪：“他对待幼小的孩子也是十分严格的。我很少看到他和孩子嬉戏逗乐，也不见他对孩子的调皮淘气行为表示过欣赏。他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制定日课，一一以身作则，亲自督促，严格执行。孩子在父亲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当父亲出门的时候才敢大声笑闹，恣情玩乐。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是否坐得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甚至傅聪不爱吃青菜，专拣肉食，又不听父亲的警告，就罚他只吃白饭，不许吃菜”。

而老舍教育孩子是另外一个极端。老舍曾说，他不要他的孩子们有什么大出息，只有他们自己过得快乐就行，至于长大了男的去拉黄包车女的去当舞女均可。实际上老舍的孩子舒济和舒乙，傅雷的孩子傅聪和傅敏，长大后都多有做为（我是老一辈作家和翻译家傅雷以及钢琴家傅聪的忠实粉丝）。完全不同的方法都能教育出优秀的孩子，我们为什么不采取宽松一点的呢？

我中学偏科比较严重，数学和化学差，但记忆力和背诵能力强，历史地理成绩非常好。我的绝活之一就是快速手绘世界地图，连地理老师上课都让我帮过忙。在小学我是作文老师的宠儿，中学时代更是文学社的积极分子。因为偏科，我并没有多少希望考上本科大学。但1988年高考文科数学出乎预料的容易，我打了115分（满分120），考上了湖南财经学院金融系（现湖南大学北校），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1988到1992我的4年大学都乏善可陈，基本上在混文凭。我经常逃课，只有考试前两周才发点狠。但我的记忆能力帮助了我，文科课程只要背下来就行。除了微积分补考，我其他课程都是中上成绩。现在回想大学四年，学习对我来说只是个副业，时间大多在和一个高中同学谈恋爱，她是湖南师大中文系的，后来变成了我的妻子，再后来又变成了前妻。

长沙，秋天的岳麓山

大学的记忆已经相当模糊了，但隔壁宿舍的张君昌瑜我印象较深。他比我高一届，后来留级到了我们班。留级的原因是因为他读书太多，当然，不是教科书。我本来以为自己逃课较多，但张君才是真正的逃课大王，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呆在寝室里看杂书。他桌上书堆了两排，床头到床尾也都塞满了，还用木板搭着放第二第三排。寝室这么小的床，我很怀疑他哪天会被书埋了。在张君这里我借读很多（我有借必还），生吞活剥了很多文学书籍，约翰克里斯多夫，日瓦戈医生，追忆似水年华等等，还有商务印书局的汉译名著系列，也有一些哲学书，老庄啊，尼采啊，一通乱读了。除了书，我还和张君交换很多音乐磁带。

我还是补充说说大一的第二学期吧，发生了一件比较重大的事。1989年4月胡耀邦总书记去世，有学生开始游行纪念逝者，后来又加上了反贪污反腐败的口号。规模越搞越大。4月底，天/安/门/广/场搭起了帐篷，学生们开始长期进驻。人民日报那时经常以整版篇幅报导北京和各地的事件。湖南的高校也没落后。我所在的湖南财经学院大规模参与是4月25日。我记得24日学校广播不同寻常的在晚上8点响了，学生会和团总支通知明天全校师生在大操场集合去游行。

大家连夜制作各种标语，连蚊帐和床单都拆了下来写大字。第二天上午全院数千人一起往省政府行进。七公里长的五一大道被各高校学生挤得水泄不通，指挥交通的都是戴着红袖章的学生，警察都不见了。湘潭大学和中南林学院等外地的学生很多还是连夜从外地步行来长沙的。上午10点，省政府大楼前挤满了学生，还有武警。过了一会儿，武警都不见了，大家一起冲进省政府大楼，占领了广播站，湖南省高校/自治/联合会开始在省政府播音。省府大楼里很多办公室茶还是热的，人都不见了。

后来很多同学串联去了北京。接着罢课开始了。外地的同学很多回家了，整个学校5月底没多少人，留下的同学多是在打麻将和扑克。后来学校开始劝我们复课，说只要我们重新上课，绝不和大家秋后算帐。

6月4日的北京/天/安/门/事件结束了这次运动。大家又开始上课。不过从4月到6月我们都没读什么书，老师们也知道，所以基本上考题都告诉我们了，全班没有一个人不及格。9月初开学了，检讨也开始了，还没到秋后就开始算帐了。又整整一个月没上课，大家奉命深刻反省，每人都要写3000字以上的检讨。

现在回想起来，纪念逝者以及反腐败的出发点不能说是错误，但后来局势的发展有些失去控制，有卧轨阻断交通的，有借机打砸抢烧的，全国不少城市陷入了混乱，接下来军队和坦克装甲车开进北京，最后导致悲剧性的流血冲突。

这次事件我感触深刻，要展开写的话至少需要一万字。简单来说，既然宪法规定了公民有游行示威以及集会结社的自由，学生们的行动就不能说是错误。后来的一些暴力事件，其制造者多是当地的流氓地痞，并不是学生。

学生们的游行总体来说是和平的。我的北京同学后来说，六月初已经热起来了，广场上的学生日渐减少，如果到七月的话，广场上白天帐篷里是呆不住人的，学生们应该不会永远在广场上住着。当局为什么不多一点耐心呢？一般来说，我反对军人参与国内政治，尤其反对军队朝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对和平游行的学生开枪，这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先简单说到这里吧。

通过1989年的这次事件，我明白了为什么文革中全国的人都那么疯狂，因为疯狂是一种气氛，这种气氛能带动人，就象看现场演唱会一样，每个人都立马成了疯子。我也曾彻夜收听美/国/之/音，并在大街上高呼各种打/倒xxx的口号。有些口号现在想来真的很过分。在大街上高呼游行当然很爽，但后来当学生们冲到我家里要找担任校领导的父亲对话（我爸爸时任省计算机专科学校党委书记），面对同样年纪的学生，同样的群情激昂，我差点要拿起板凳保护我父亲的安全。从此我对任何带暴力性质的运动都产生了严重怀疑。5月底当电视转播北京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和李鹏总理谈判（或者说对话）的时候，我是冷眼旁观和不以为然的。

1991年8月暑假，一个闷热的夏夜，我在寝室里和没回家的同学聊天。突然收音机里又传来一个更加让人震惊的消息：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宣告灭亡。对这种无比强大的快速消亡，我们一下子都没反应过来，呆呆的坐在那里，谁也没说话。

妈妈家楼下的娃娃，长沙

大学四年很快就混过去了。今天再翻看大学的日记，我很惊讶自己那时有过那么多糟糕的心境。比如1992年6月在学校最后的几天，“在这一片到处都在发泄的日子里，到处都是烧信等的杰作，到处都被毕业留言本包围着，到处都在醉倒。。我很快就要离开财院这片栽我4年的土地了，我的很多兴奋、理想、尴尬、友谊、伪爱情，一切的一切都像哪被烧的狼烟一样永远散在了那片空间，再也不会回来。。。”

1992年7月，我终于混到了大学毕业文凭。我是最后一届国家包分配的大学生。7月10日我开始在湖南省建设银行电力分行上班。上班的前一天我在日记里写道：终于，我不再喝父母的血了，开始了喝自己的血的日子，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喝自己的血应该说并不太夸张。大学4年我懒散惯了，刚上班的那种忙碌我极不适应。每天6点多就得起床，7点准时出发骑单车狂奔50分钟跨过湘江大桥去15公里之外的银行，在大汗淋漓的盛夏。8点准时上班，管钱的柜台一线工作不允许任何迟到。在忙碌的储蓄和会计的岗位上，排队人多时上厕所都要跑步。

刚开始在银行工作不能独立临柜，先跟师傅们学点钞、珠算以及凭证处理。我的师傅老周是主管会计，一个耐心而又勤奋的人，常常加班到深夜，深得行长器重。在92年夏季新来的几个同事中，周对我特别好，手把手教我毫无保留。我离开银行后得知他后来因挪用巨额公款被判刑入狱，我是相当震惊的。

10月的一天，因为银行附近单位集资，我一天经手现金数百万，到晚上9点还没点完，三个钱箱子都塞得满满，最后实在没地方放，只得把文件柜拆下来装钱。营业间堆满了现钞，地上全是钱，四处弥漫着一种令人恶心窒息的纸钞霉味。这种气味是那样的难忘，直到今天，只要口袋里钞票鼓一点我就会神经过敏地不舒服。这天深夜，我在星光的陪伴下骑车回到家里的楼下，都能听到三楼我姐姐和妈妈的对话，但我已经没有力气上楼，坐在台阶上发呆。面对这样的生活，我无知觉了。

柜台一线的工作只持续了半年。1993年初我调到新成立的开发区支行，新的工作岗位是信贷和计划。骑着配发的铃木王，腰别传呼机，西装革履，口袋里钞票一天天鼓了起来，抽的是最高档的香烟，各种私人用品也越来越高级，最新款的AIWA爱华小机器和SONY便携CD机我是出一款买一款。一年前的穷学生快速变成了一个让人羡慕的银行小帅哥。

但这一切都只是表象。抓存款的任务压头，催贷款的压力也大。搞存款的时候我得去送钱，放贷款的时候我也学会了恬不知耻地收礼（大钱当然不敢拿，小钱小物是很难拒绝的）。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行贿受贿吗？吃喝玩乐在时时上演，办公桌上乱扔着高档香烟（回想大学时香烟有时都要论根买，只差没抽黄瓜叶），办公室里时时回荡着我和客户的爽朗笑声。但只有在深夜独处时，我才知道这伪装的笑声是多么痛苦。日记里我这样写道，“新支行的工作如高山流水，只不过流的是臭水，每天都是这样尴尴尬尬的伪装着，舍不得的荣华富贵，出卖得来的日子，狼一般地活着”。

1995年，很多同事包括我都和新来的行长格格不入。我开始消极怠工，有时甚至上班时间也去打牌玩电游。醉生梦死。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到年底，我申请了调离，回到了老行长所在支行的会计柜台，重新开始了每天骑单车的长途奔波，我宁愿用每天简单重复劳动的柜台工作来麻痹自己的神经。

“在中学我是半头猪，读大学我变成了一整头猪，难道上班能把我变成一头人？”在一次次的失望之中我难免不绝望。我开始考虑是否该彻底离开这个城市。1996年，在新加坡的姐姐帮我联系了国立大学的研究生课程，我在繁忙的柜台工作之余开始准备MBA入学考试。幸运地，我通过了考试和1997年4月的广州面试。7月我终于从建行辞职，登上了飞往新加坡的航班。

我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开始了新的生活。5年没摸书本了，脑袋已经生锈。虽然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文MBA（国大唯一的中文课程），但是书本和讲义很多是英文的，第二和第三学期我修的几门专业课也是英文班，作业和考试均为英文，所以我被迫强行突破语言关。在那非人的被课业所折磨的日子里，有时我连梦话说的都是英文。

钱当然也是也不够用的，MBA光学费就是人民币12万。我开始打工，做华语家教和补习老师，在社区超市站柜台，甚至在水果仓库当搬运工。逮到啥干啥。

在那个四季都是盛夏的国度，我的内心是相当迷茫的。以前在国内所有的一切都瞬间蒸发了（书，唱片，同事，朋友等等）。课业的折磨，文化的冲击，前途的不定，和妻子情感的危机，都让我日渐抑郁。有段时间我开始无法集中精力做事，离考试只有十几天了我就是无法认真看书。在地铁上，我呆呆注视着窗外飞逝而过的繁华，但这繁华又于我何干呢？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而已。

不过，在国立大学也有愉快的经历，那毕竟是一个充满绿色的美丽校园。我也结识了比较要好的同学，比如春藤，FT范先生和XR韩小姐。我们一起在图书馆留连，也曾在一起在深夜的新加坡河边漫步。有趣的是，后两位都和宗教有缘。FT范回到上海后即自称居士，2006年的夏天我拍摄上海专题时他家里堆满了佛经。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居住在上海最安静的旧租界，绿色梧桐遮映下的复式公寓，也不影响他购买郊外昂贵的佘山别墅。佛与钱并不矛盾。而XR韩小妹则相反，毕业后不久就干脆放弃了专业，去基督教电台当了编辑，把自己献给了上帝的事业。

感谢上帝，到1999年1月，我终于混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文凭。时值东南亚金融危机，做为一个持学生准证的外国人找工作是困难重重。挣扎了4个月后，我总算找到了一份工作，是正在组建中的新加坡第二家综合性电信公司，Starhub星和电信。录用我的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日本人，Inaba San，他是公司副总裁助理，我协助他在财务管理方面的工作。

新加坡国立大学，从图书馆通向商学院的小径

在日本人手下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辛苦。Inaba San和公司其他日本人不同，很少要我们加班但他自己却经常干到很晚。他性格外向，爱开玩笑，爱旅行爱潜水，他也是公司高管中唯一曾骑自行车上班的。后来我才得知他在中国工作过， 在西藏旅行时还曾被藏民和解放军救过命，难怪他敢于录用我这个中国人来从事有相当机密性的公司财务工作。

除了财务异动报告，我的职责还包括汇报工程部的实际施工进展。工程师们当然不愿意多一个人来监督他们。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也参与了和爱立信、摩托罗拉Motorola以及诺基亚Nokia等主要设备供应商的谈判。不过，在主合同已成定局之后我们所做的只是些无关大碍的修补。即便是修修补补，我也经常在工程部、财务部以及供应商三方间受夹板气。工程师们需要更多的设备，财务部却要求紧缩开支，而供应商则说价格无法再低。

2000年下半年，财务部和工程部、销售部以及其他部门的冲突接近白热化，费尽周折达成妥协的2001年预算最终却遭到了董事会的否决，以至于在2001年有半年时间，一个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的大型电信公司连买个几千块的小东西都要走临时purchase order程序。我已经接近焦头烂额。2001年中，受人尊敬的日本老板Inaba San被调去了香港，新来的老板是一个新加坡女人，她带来了自己的部下，我被赋予闲职，无所事事，有时整天挂在网上聊天。我知道，离开公司的时候快到了。

1997到2002的新加坡是难忘的。虽然我在这里经历了分居和离婚的长期战斗，个人生活遭遇严重打击，但对这个地方我还是心存感激的。我在这里获得了硕士学位（感谢新加坡政府的免息学费贷款和国立大学很多热心老师，特别是英年早逝的笷美慧博士，我后来在湖南大学教国际金融沿用了很多她的讲义），积累了在跨国公司的工作经验，掌握了流利的工作英语，一个电脑新手变成了半个电脑高手，这里也培养了我对摄影的热情。我是2000年底从一台三百万像素的佳能G1开始迷上拍照的。2005年我转为职业摄影后还花了一个月集中拍摄了新加坡专题。

新加坡Esplanade滨海艺术中心的免费户外演出。2006

有朋友看过我这组新加坡图片有些疑问：怎么都那么美？新加坡丑的那面反映不多，这不像你的风格。我个人觉得，至少从街头，从表面来看新加坡的阴暗之处确实难找。这里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点之一，大家下班了有电影和麻将可玩，有赌场可疯，有红灯区的妞和舞厅夜店可泡，女孩子泡完夜店半夜回家不用怕不安全。要高雅的话，社区图书馆、交响音乐厅和博物馆设施齐全。到处交通便利，干干净净的，人民都有房子住，穿的多是名牌，吃的食物很安全 ，上网也基本是自由的。如果这种生活不能称作美好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美好了。也许有人说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独裁的国家之一，但我本人并不关心主义。上天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就像我1997年被迫离开长沙一样，2002年我离开新加坡也是一半属于被迫。钱上面是损失不少，我后来在湖南大学的月薪差不多只是新加坡的一个零头。不过我在星和公司一直干 得不爽，不过是个高档文员而已，有一段时间甚至被闲置，我搞不清公司花钱请我到底是来干啥的，毫无成就感。再加上我处于分居和离婚的长期战斗中，身心俱疲，有时连命都不想要了，哪还有多少心思关心钱的问题。2002年初的我为远走高飞在所不惜。我需要长途散心一下。

在新加坡还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就是我在公司最好的朋友俞晓峰夫妇的去世。2001年10月，他们夫妇俩在中国四川九寨附近小金县度蜜月的时候车祸遇难，终年28岁。好友夫妇的突然去世我极其悲痛和震惊。晓峰是广州人，我们是国大校友和超级羽毛球以及摄影爱好者。星和公司两千多员工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中国人，我们俩的关系不是其他在办公室伪装哈哈的同事能比的。我作为公司代表和工程部副总连夜飞往北京再转往成都吊唁。在成都，看着晓峰夫妇的遗体被并排推进火化炉，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人生如梦，想做点什么要趁早。去西藏我已盘算多年了。

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么迷西藏这个地方。也许是因为它的遥远和荒凉，一如我的心境。最开始想去西藏还是在十多岁的中学时代，那时湖南师大的援藏班我就动过心思。从小我就多次有过离家出走的念头。我的心从来不属于城市的钢筋水泥。

2002年3月，我黯然撤离了新加坡。4月，从中国长沙的家里我独自背包开始了云南西藏摄影之行。对不常旅游的我，这次长达70天的艰苦旅行是前所未有的，酸甜苦辣非言语可以表达，它是一次眼睛和心灵的彻底洗礼，不光因为路上的风景，更因为路上的人。这70天，行走了云南数个县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 和德钦），西藏除藏北那曲地区之外的很多地方，包括阿里、珠穆朗玛、冈仁波齐等，拍摄了数码图片580多张，胶片近800张，小有收获，但散心目的并没有达到。我是黯然撤离新加坡，又从拉萨黯然撤回了长沙。

冰封的纳木错，西藏2002

6月回到长沙的家里，我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彻底移民国外还是留在中国？这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决定。新加坡有我的姐姐和家人，新的朋友们。我已是新加坡永久居民，要回去那儿找个工作并不难，但我最后决定留在中国。这也符合1997年我来新加坡的原计划，我本就打算混个文凭，积累一点国外工作经验就回国。如果说新加坡是我个人情感的伤心地，我不愿久留的话，以此为跳板去英国澳洲或其他国家也并非难事。其时也因为在长沙的父母已日渐老迈。后来也证明了我这个决定是正确的，2003年底父亲中风，要不是我在长沙，估计他早已不在人间。

留在中国的最后原因也许是因为我日渐着迷旅游摄影，毫无疑问中国优势巨大。理论上来说，作为一个摄影师我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工作（不也是有很多中国摄影师专门在 欧美甚至非洲特意寻找新奇的拍摄对象吗？）。在后来我转为职业摄影的两年多里，表面上我拍风光多，实际上我更着迷人文纪实。我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生活在中国的毛细血管里，这里的拍摄让我有无穷的亲切感。

但2002年的我还没有做职业摄影的梦。在中国又该去哪呢？有两个选择，一是湖南大学，二是上海。1997年我离开中国后人事关系一直挂靠在湖南计算机专科学校，2001年该校被湖南大学吞并，我的档案就到了湖大。在好友春藤的催促下，我也开始在深圳和上海的大公司里寻职，包括 深圳华为，以及两度面试差点达成最后协议的德意志商业银行上海分行。

2002年的夏天我两度去上海，和意向中的德国老板面谈。对当年的上海，我曾写下这样的文字：“感觉是一个好的城市。 最肮脏最清洁，最卑鄙龌错最高尚纯洁都可以在这里轻易找到，任何层次的人和思想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寄生之地，这就是上海的可爱之处吧。这个城市一如它70年前，那活力和糜烂没有其他中国城市比得上。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底子依然如斯。By the way，到底什么是文化？ 我也不知道，这只是我的感觉。在多数情况下，文化是用钱来购买的，比如一年难得去一两次的交响音乐会和严肃的博物馆美术馆。I love this city, anyway. What a show. Let me try to enjoy that sort of life for a while, I probably will be back soon. 虽然我不知道来做什么。上世纪20年代穿着长袍马褂说着英文的洋买办在上海滩出没，而我，最可能将是他们的21世纪幽灵。"

上海外滩30秒长曝光，2006

但最终我回到了长沙，在湖南大学教书。如果我现在说一点也不后悔那是假的，我在学校的薪水连在德国人手下当买办的零头都算不上。没有人和钱有仇。但在当时糟糕的心境下，我没有努力赚钱的动力。我已经是孤家寡人，没有家小，也没有多少生活的压力。从西藏回来之后我彻底变成了一个农民，一个人的生活非常简单，吃的是馒头青菜，穿的像个民工，独自蹲在街边吃一碗阳春面对我来说胜过大酒店的豪华晚宴。西藏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它会让你漠视城市的钢筋水泥，让你开始彻底的懒散，或者说，堕落。

貌似大学是一个堕落的好地方，不用坐班，天天睡到自然醒，上完课就没人管你。2002年开始，我在湖南大学执教过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国际金融学，管理学，以及管理经济学。刚开始我是非常想把课上好的，非常努力地备课。上课我从不点名，我觉得一个老师要靠点名才能维持到课率的话，这个老师还是改行回家卖红薯较好。

补充说说2003年发生的两件事。一是2003年暑假，我去新疆喀什阿克陶县登了一个雪山，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也许是因为2002年在西藏发疯（或者说发泄）还不够，也许是在城市里面呆得麻木了需要寻找点刺激和反差。对有些喜欢旅行的人来说，玩到雪山上去是迟早的事。

我是一个超级登山菜鸟，但我运气超好。经过18天艰苦卓绝的努力，2003年8月1日我终于站在了慕士塔格峰顶。《潇湘晨报》对此做了专题报导，我并作为访谈嘉宾出席了湖南卫视汪涵先生主持的一个谈话节目，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事件，包括抓获一个打着登山幌子的户外圈的骗子等。

慕士塔格峰的攀登，2003

最大感受：登山是自虐的最佳选择之一。我永远忘不了在雪线以上无数次缺氧的拼命挣扎，以及遭遇大雾掉队后一个人独自面对无尽冰雪的恐惧。在一般人看来登山者都贱得很，花钱买罪受。喜欢自虐没道理可讲。有人喜欢在床上自虐，有人喜欢在山上自虐。如此而已。

2003年最重大的一件事发生在12月24日，圣诞前夜。这天下午，曾经力壮如牛的父亲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大街上。 在推进手术室的时候他的瞳孔已经散大，主治医师直言我可以去准备后事了。但父亲顽强的生命力震惊了所有的人。他先死去了，然后又活了过来。

和爸爸一起在医院的三个月是战斗的三个月。这是我和爸爸两个人的战争。在开颅手术后有45天他一直是深度昏迷的植物人状态。五天之内我连接了三个病危通知单。我快速掌握了脑外科病房的高级护理技术包括鼻饲、吸痰以及褥疮护理等。在春节几乎所有的农村护理阿姨都回家过年之后，最长的一次我几乎72小时没睡（气管切开病人必须15分钟吸痰一次，否则断气），体力极度透支。在那神情恍惚的很多瞬间，我心里在不断的重复：爸爸，你快醒来吧，要不然我就会倒下去再也醒不过来 。

父亲虽然早已出院，但他从病后到今天的这六年可算是生不如死，失去了部分记忆，变得极其天真和暴怒，行动极其迟缓，日常生活离不开妈妈和保姆的照顾。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养老问题。颐养天年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一个人活着已经不能对这个社会再有任何贡献，尤其当生活的质量很差时，他的苟且存活就是不断地折磨家人，不断地消耗宝贵的社会资源。我将拒绝这样的生活。生命不在乎数量，而在乎质量。我开始考虑订立一个预先医疗指示，在预后很差的哪些情况下，我将严禁抢救我。我死也要死个干脆，必要时，可以考虑自行了断或者安乐死。

与此同时，2002到2005，我在湖南大学的教书匠生活也在日复一日地继续。但这种生活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完美。随着备课的深入，我越来越对所教的课程产生了怀疑。管理学的整个理论体系缺乏严格的逻辑基础，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都能成功或者失败，黑的白的都随便你说，整个就是一大忽悠。

误人子弟纪实

经济学也好不到哪去。罗素曾说如果从一个错误的假设出发，你可以得到想要的任何结论，比如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大于180度等 （在非欧几何里这个结论也确实是正确的）。有人把经济学叫做皇帝的新衣，它的各种结论是建立在很多假设基础之上的，所依赖的假设不同，结论就会完全相反。如果说中国现在的经济是权贵和资本的融合的话，那大学校园就是权贵和伪知识相结合的怪胎，当今的大学已经没有太多做学问的道德底线，权贵们想实行什么样的政策，马上就会有与之对应的理论支持，来自于所谓的知识权威。

我上财经类大学只是一个偶然，不管是银行财务还是企业财务都只是吃饭的工具而已。虽然我学生时代很穷，时常为买不起好书和唱片而烦恼，但在本质上，我对钱本身没有多大的兴趣。在确定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之前，我都要问一句：它经得起时间考的验吗？从古至今，有谁是因为特别有钱而名留史册的吗？（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把名垂史册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

我鄙视任何商界生存秘笈以及拓展训练之类的歪门邪道（包括那些机场书店四处可见的商界畅销书和励志VCD），我像鄙视中医养生和营养学专家一样鄙视所谓的管理学专家。但总体来说我并不讨厌大学教书这个懒惰的职业，2005年我还申请过内部调动到传媒学院教摄影，但没有成功。

如果一个老师本人都对自己执教的课程没有兴趣和信心，那在讲台上就是一种折磨而不是一种享受，因为我必须再次伪装，必须职业性说话，每次90分钟不停。我开始在讲台上胡说八道，谈理想，谈人生，谈摄影，谈旅行。虽然也获得了学生们的广泛好评，但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不安。每次下课铃响起都是我的一种解脱。我不想在讲台上继续忽悠那些可怜的学生们了。误人子弟我实在于心不忍。

何去何从？我开始考虑另一次重大转变，从企业管理学教书匠转为职业旅游摄影师。看起来这是两个毫无关联的职业，有点不可思议。

话还得从2002年的西藏之行说起。从拉萨回来两个月后，我把在云南和西藏的日子图片专题贴在了自己的网站以及新浪旅游论坛上。跟贴留言很多。《阳光之旅》杂志的编辑也找到了我，说是难得的好图，问能否刊登。我非常高兴，这是我的图文第一次大规模印刷出来（三个整版），而且还挣了点小钱（貌似稿费一千多，记不太清了）。这个图片集的精选后来又被另一家杂志作专题刊登，其中一张是封面图片。

点灯，拉萨大昭寺，2002

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西藏摄影之行，相反，因为旅途中一些偶然发生的情感故事，我整体的心思并没有多少用在拍照上。对这个有点凑数的云南西藏图片集，网上跟帖留言之热情是我没想到的。有个深圳的女读者甚至在2002年国庆节专程飞到长沙来看我，这实在让我受宠若惊，鸡蛋再好吃也用不着一定要去查看谁是那只生蛋的鸡吧？好评之词不但来自普通读者，也来自出版界人士，《旅行》的主编以及另外一个出版社的副总（图片总监）后来对我说过一句同样的话：杨飞，你不去干摄影实在是浪费了。

2001和2002年的我确实是一个摄影菜鸟，拍照技术是纯自学的，我就在图书馆借了几本摄影书，没上过任何摄影班，也没跟任何师傅学过。那次西藏拍摄也是我第一次使用反转片，第一次使用单反相机，在此之前我只玩过小数码DC，佳能EOS30是上路前一个月才买的，一路上我还在猛看说明书。这个图片集的偶然成功让我有点飘飘然，难道我真有那么一点拍照的天分？我开始考虑能否尝试职业旅游摄影这个行当。

在大多数人包括我父母看来，放弃大学的铁饭碗无疑是愚蠢的。我自己也在犹豫。但让我最终决定去干旅游摄影的是2004年12月深夜的一个报丧电话，一个两周前合作过的模特小妹突然车祸遇难。这实在让我震惊不已。2001年10月新加坡好友夫妇也是车祸遇难，2003年12月父亲也差点因病身亡。天有不测风云，我自己哪天说不定也会遭遇不测。我当晚决定立即干两件事：写一本书，办一次个人影展。

我打了个赌，要是有美术馆或艺术馆接受我做一次个人展，就说明我具有从事职业摄影的实力，那我就转行去干摄影。展出的主办方必须不收费，靠金钱买来的展出不算数，而且我也没钱。我放下了手头所有的事，包括那时超级热爱的钢琴，全力准备首次个人影展。

旋即我购买了EPSON2100专业照片打印机以及收藏级照片纸，没日没夜干了40天，精心制作了50张19寸大照片。时值2005年初，我的绿卡到期了，延期得自己去新加坡。背着刚刚制作出来的50张图片我飞到了新加坡碰运气。 新加坡艺术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就顺着电话黄页找美术馆，然后一家一家去敲门。

新加坡影展海报，2005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拒绝了我，国立大学博物馆也拒绝了我。扛着内有50张大图的画夹，我汗流浃背像个民工一样在烈日街头继续游走。终于，新加坡爱普生影艺坊（Epsite，爱普生公司展厅）有了初步展出的意向。但我最终选择了实里基艺术中心(Selegie Arts Centre, 新加坡摄影学会展厅)。 这里我要感谢新加坡摄影学会秘书长Steven Yee，我们本来素不相识，而且我连会员都不是，该馆的展出日程都排到明年了，但看了我的50张大图后，他二话没说就答应挤两个星期出来。我这个无名小辈非常感动，因为这里曾展出过很多新加坡老一辈摄影师以及其他国家的大师级作品。

2005年3月25日，我的首次个人摄影作品展在新加坡实里基艺术中心如期举行。新加坡当地最大的报纸之一《联合早报》也报导了我的展出并选登了作品。展出和讲座基本成功，最后还延展了一周。这也是我第一次英文的海外讲座。

影展打赌意外地成功了，至此我再无借口可找，那就准备转行干摄影吧。

但是还得缓一缓，因为2004年12月那个晚上决定干的两件事只完成了一件，另外一件是写一本书。旋即我以2002年的西藏之行为蓝本，开始了平生第一次中长篇小说创作。从2005年6月开始，我真正当了四个月作家，天天坐在家里，每天起来就打字，累了小睡一会儿，饿了就吃馒头和冰冻饺子。窗帘关得死死的，很多时候我已经不清楚外面是白天还是晚上。到2005年10月底终于完成了全部初稿近十万字，书稿定名《滇藏星空》。

历尽一年多的周折，此书于2006年底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这里要感谢初稿时的女朋友李丹，文学研究生的她是初稿的第一个读者和校对者以及尖锐批评者，某些段落甚至可算联合创作。广东旅游出版社的陈川编辑和国际广播出版社的李慧编辑也是要严重感谢的，没有她们俩的热心相助，这个稿子肯定无法变成铅字。

在这个一切都可以用钱来购买的世界上，只要你愿意掏出十万元支付书号和印刷费，每个人都可以出版自己的文字。但这本书的出版我的原则也和影展一样，我不想自己掏钱，靠钱买来的出版不算数。但没有一个出版社的老板愿意支持一个没有任何文学出版前科的的无名作者。最终我不得不妥协，最后的出版协议：第一版印数八千，出版社拿六千本，我自己拿两千本，我的两千本得自己掏印刷费。

事实上我连一分钱也没自己掏。要感谢的是广东美的集团某位高管。在电话里他说看过我网站上此书的电子版，觉得很好，他愿意帮助我印刷出来给更多的人看到。他赞助的三万元是转账给我的。我至今也未曾和他谋面，也不知道他的全名。听起来匪夷所思，但这是真的。

现在回顾新加坡影展和《滇藏星空》的出版这两件事，我是非常后悔的。影展的60张图片我现在看来只有十张勉强称得上艺术标准，剩下的不过是凑数而已。《滇藏星空》作为一 部小说，写作手法和故事情节是落于俗套的，不过是把生活中常见的三角恋爱搬演到了丽江古城和西藏拉萨，故事发生的地点有美丽的风景和各种充满了欲望的男女，但整本书描写的内心冲突流于表面，并没有传达真正有价值和值得追求的东西。

在2010年的今天，如果还有谁提到《滇藏星空》我是汗如雨下的。浪费读者的时间无异于慢性谋杀。面对还藏在家里床底下的几百本书，我不止一次有毁尸灭迹的想法。但已经在图书馆或读者手里的那些又怎么办？教训就是：如果不是自己真正满意的作品，如果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千万不要随便印刷出来，否则随着时间的过去它将变成一个笑柄。

优质纸浆来自于森林的砍伐，造纸业是地球上污染最大的工业之一，这里我要劝告从事写作和摄影的同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印刷自己的书，保护环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要对子孙后代负责。

书写完了，转向职业摄影吧。迫于家人的压力，也基于狡兔三窟的原则，我并没有从学校辞职。2005年底，我开始以各种理由从湖南大学请长假，事假，出国探亲兼进修，甚至找医生朋友帮忙开出抑郁症病休。我放弃了传统胶卷，购买了一些昂贵的数码摄影器材 （佳能顶级的1Ds Mark II等）。自然风光是肯定要拍的，但我更关注当地的人，采访当地居民是我的工作重点之一。

我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拍摄计划，名为记录中国Documentary China，打算花5到10年时间建立一个具有我个人风格的旅游图片库，从城市到乡村涵盖中国大小景点20到30个，并附加摄影师手记，用中英文双语向国内外推广。但是，一直到今天这个计划也没有真正实施过，唯一完成了的只有2006年夏天所做的上海专题。虽然我也在网站上总结发表了长沙、凤凰、新加坡等近两千张图片，但这些地方的居民采访都没有进行下去，充其量只是一些走马观花的街头图片总结。实际上，我从上海回来之后就没怎么再动相机，整个记录中国项目陷于基本停顿。

这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对旅游的厌倦和反对。看起来我是一个不停在路上的行者，但心底里我对旅游并无太多好感，有时候甚至讨厌出门，坐拥书城唱片库在漂亮妹妹陪同下在家里当猪才是我的最高理想。美丽的风景当然美丽，连看365天也就那样了，再好吃的菜也架不住天天吃。只有路途上的人才是最难忘的。但所有地方的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一半天使一半魔鬼。如果自己心里不安静，旅行越多失望越大。不要说去西藏，就是去月球都白搭。这世界本无处可逃，除了你自己。

旅游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视觉和味蕾的刺激是短暂的，如果说思维的乐趣和心灵的欢愉是终极追求的话，这和旅游没有必然联系。它也许就是邻居家飘来的一缕花香，它也许就是深夜阅读的一本好书，或者马路边捡到的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这些每天都可以在身边发生的事，我们显然没有必要长途跋涉去找寻。

大多数人都幻想旅游能给自己带来幸福，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幸福的根源在于给与，不在于索取与得到。很多资深旅行家和守财奴没啥两样，守财奴数着手中的金币，而旅行家则数着他们去过的地区和国家，那是他们饭后的谈资和炫耀的本钱。其实，那些快速灌装的短期度假旅行对个人素质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我很难相信这种表面化的旅游能使人形成更宽容的世界观之类的说法。旅游能让一个人变成一头驴，但无法让一头蠢驴变成一头聪明的驴。我们需要的是内心真正的宁静。读万卷书永远比行万里路重要。康德一辈子生活在小镇上，李敖在访问大陆前从没踏出台湾一步，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让人尊敬的思想者。

早在2003年夏天，从新疆的雪山下来后我就写过这样一段话：“这次穆士塔格之行可能是我个人冒险旅行的终极。从西藏到穆士塔格，我到了很多人迹罕至的地方，看够了震撼的风景，也看多了很多简单的完全不同于城市人群的生活。巨大的反差叫我很不适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太适应了，我不再感觉有什么反差。哪里不是一样呢？Life is the same everywhere. 真正的有心人不用到处旅行追寻反差来让自己从无聊的城市生活中超脱出来。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我也许将从户外旅行摄影撤退了。我想开始学钢琴，以及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天文观测。看星星让人平静祥和。”

所以，我转向职业旅游摄影并不是充满热情的，那一半是因为打赌成功，一半是因为不想再忍受企业管理学的忽悠。我对职业摄影并不向往。胡适曾说业余主义是最美好的，任何事情一旦变成职业的就会失去它原始的乐趣。就像大多数人都喜欢做爱，但职业性工作者则很难从性生活中得到乐趣，那只是她们谋生的工具而已。摄影师也是一样。人总不能喝西北风，各种照相师傅们，不管是旅游景点的、婚纱影楼的还是报社的，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赚钱，乐趣与否是管不着的，艺术的追求则更是其次的考虑了。

但是如果我不做摄影，我又能干点什么呢？不想上班了，也不想上课了，总不能天天在家睡大觉吧？快乐的根源在于给予，所谓与人分享其乐无穷。把自己周游各地和列国的感受通过图片和文字与读者们一起分享，使大家也得到眼睛和心灵的启发和享受，听起来是一件美好和有意义的事。那我就咬着牙干吧。

我详细搜索了网上比较成功的旅游摄影个体户，其中一个生于法国的越南裔美国摄影师的网站 www.terragalleria.com 相当引人注目。他叫 Quang-Tuan Luong，是人工智能专业的博士，也上过雪山，后来转行从事职业旅游摄影。根据客户名录来看，他在圈子里貌似非常成功。此人一度成了我的榜样和动力之一。他的自我介绍有这样一段：

“My photography celebrates the splendor and variety of the natural and human heritage, and tries to convey to the viewers, in a visually beautiful form, the emotions of being in some special places.... Laying down in a colorful meadow dense with wildflowers, clinging precariously to a vertical icy mountain face, listening to the silence of desert sand dunes or to the calls of a bustling floating market might seem like very different experiences, however, I feel that they share the same life-affirming benefits.

In a society where too many artificial sensory inputs are available, these simple experiences can make us feel more connected to the world. They give us a sense of beauty, chaotic order, and liveliness that enrich our soul.... I like to emphasize the beauty, as I feel that aesthetic appreciation will lift our soul and eventually lead to awareness and respect for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f our planet. ”

简单翻译如下：

“我用摄影图片来赞颂地球壮丽多姿的自然和人文遗产，用一种美丽的视觉形式向读者传达我本人在一些特殊地方的情感。。。舒心躺在满是野花的多彩草原上，小心攀援在高山的垂直冰面上，细心聆听沙漠沙丘的寂静或水上市场的喧闹，这些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但是我觉得它们同样是对存在的一种肯定。在四处充斥着人工感觉元素的当今世界上，这些简单的体验能让我们更切身地感知这个世界，感知它的美丽，感知它混乱中的秩序，感知那丰富我们心灵的生动存在。。。我喜欢强调这些美丽，我觉得欣赏这些美丽将会升华我们的灵魂，最终让我们更多地感受和尊重这个星球上自然和人文的多样性。”

Quang-Tuan Luong的这段文字很具煽动性，让人克制不住旅游和拍照的冲动。他的照片也都拍得和明信片一样美丽。我也敬重他对事业的执着（25年坚持拍照，是第一个走遍了55个美国国家公园的摄影师）。理论上来说，只强调雪山的美丽或者只强调疯人院的丑陋并不为过，但我并不十分赞同这种只表现两端的摄影方法。旅游摄影如果只强调唯美，那摄影师本人就有点类似骗子。大自然千百年来就是那个样子，所谓的美丑是人强加给它的。虽然我也会记录自然（我也需要这些糖水图片来混饭吃），但我更喜欢记录人工的痕迹，人的足迹，不论美丑。一个摄影师应该展示真实的世界。

2005年在总结凤凰图片时我这样写道：“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曾把凤凰称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Well，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城，但还不至于那么美丽。稍微深入一点就不难发现每一个美丽后面都有丑陋的影子，或者说每一个丑陋后面都隐约着美丽的光环。希望我的图片能全面、平静的记录凤凰，不给城里的人们太多失望，也不给城外的幻想者太多希望。”

柬埔寨暹粒卖明信片的孩子，2006

2006年春节我去柬埔寨游玩了一周。我的柬埔寨图文严格贯彻了美丑一起表现的指导思想，有个读者说这是她读到的唯一一个看了就不想去柬埔寨的游记。看起来我初步达到了设想的工作目标，但从绝大多数读者的回馈来看却并非如此。我的大多数旅游专题只是在文字上发点牢骚，从负面泼点墨水，但这是一个读图时代，很多人对稍微长篇一点的文字是根本不看的。他们只看图，说漂亮，不错，有个人感觉。我的图文间接鼓动了很多人去旅游，去参观各式各样的宏伟古迹。然而，这并不是我想看到的。

在柬埔寨的文字中我谴责了七万民工30年才勉强完工的吴哥窟。这个宏大工程是吴哥王朝12世纪后日渐式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吴哥的砂石已严重风化，走在大庙小寺中，坍塌触目可及，四处摇摇欲坠，已有900年历史的吴哥窟继续存在的年头已经不多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随着时间的过去，你能说明的只是一堆灰。

我反对任何通过纪念堂、纪念碑以及宏伟建筑来自证伟大的做法。某一个国家或者人民的伟大是不用证明的，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伟大的国家或民族。任何一项大型工程是否值得做，我判断的唯一标准是：它是否有利于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我反对所有的劳民伤财工程，不管是现在的奥运会和世博会还是古代的各种伟迹。我反对去参观这些工程，因为参观意味着对曾经的暴政的赞扬。

美国作家梭罗的名著《瓦尔登湖》有这样一段话：“为什么国家不能用抽象的思维能力，而要靠建造高楼大厦来纪念自己呢？许多国家像疯了似的，留下大量经过雕琢的石头，一心想使自己永垂不朽。我更喜欢石头呆在原来的地方。第比斯（埃及尼罗河畔古城Thebes）的宏伟是一个庸俗的宏伟，一个国家锤敲的大多数石头，最后只不过成了坟墓上的墓碑。它把自己给活埋了。”

菠萝布透佛塔（Borobudur Temple），印度尼西亚

2006年春我也在印度尼西亚走马观花了几天，我也同样谴责建于公元七世纪的菠萝布透佛塔。据估计需要四万工匠五十年的时间才能建好这个工程。这样的劳民伤财，再过千年都是灰烬而已。要通过一个物质上的丰碑来表示对佛祖的虔诚在我看来是不可取的。佛祖乔答摩西大多本人早就看透了一切，放弃了家庭，放弃了王位来宣传他的教义。如果佛祖地下有知，他肯定不会高兴信徒们劳命伤财建这么大一个塔来供他。菠萝布透是印尼乃至世界历史和文化的一座丰碑，不过就佛祖本人的意愿来推论，这个丰碑表错了情。地球上所有的宗教遗迹都莫非如此。

我反对以豪华建筑和塑像来供奉神灵的行为，我不喜欢壮丽的天主教堂而欣赏简单朴素的基督教堂。一个宗教如果发展到了让教徒奉献大部分财产，穷尽一生只为祀奉神灵，那这个宗教对生产力的发展就是有害的，对老百姓的生活也是有害的，这样的宗教就具有相当的邪教性质，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乃是一例，我两次周游拉萨却无论如何提不起兴趣来拍摄和赞颂万人膜拜的布达拉宫。

中国很多著名古迹也给了我同样的心情。在参观兵马俑的时候我一边走一边觉得胆寒，仿佛每一个美丽的陶俑后面都竖立着几个秦朝百姓的尸骨。兵马俑博物馆的门口耸立着十几米高的巨型秦始皇塑像，在我看来乃是一个巨大的反讽。

西安兵马俑一号坑

对于中国人最引以为傲的长城我也没有歌颂其壮丽的欲望。成千上万筑工的尸首不是为今天的旅游业而堆积的，而是为了防范北方外敌入侵的，但千百年来它从来就没起到这个作用，哪一朝的北方悍族不是长驱直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长城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工程，它表现的是古代人民的愚蠢而不是伟大。我应该说表现了决策者们，古代帝王将相等中华民族精英们的愚蠢。长城并不是我们的丰功碑，而是我们的耻辱柱。

在规划自己的中国旅游线路的时候，我也不断惊讶于中国各大景点的天价门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270元，湖南张家界245元，安徽黄山230元，四川九寨沟220元，拉萨布达拉宫200元。。。这种天价门票断绝了很多中低收入的中国人游览自己国家的可能性。国外的一些景点如日本富士山免费，俄罗斯克里姆林宫150卢布(约合人民币45元)，法国卢浮宫8.5欧元(约合人民币85元)，对比中国较低的人均收入，我感觉国内的旅游开发已经类似拦路抢劫。《旅游人类学》一书这样评论道：旅游开发变成了一种帝国主义行为，开发商从事的是一场掠夺性事业，他们以最小的投入，试图获取最大的收益，并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无论多么注意保护，在旅游产业规模化之后，必定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无论九寨沟当局如何努力，也无法避免九寨的水质逐渐劣化；无论敦煌当局如何努力，也无法避免敦煌壁画加速剥离。当旅游形成产业，各景点人潮汹涌之时，其场景就象《成吉思汗的马队》曾描写的：一群群的入侵者正在大肆破坏，到处留下成堆的垃圾，他们的到来导致了对世界上所有美好事物的系统破坏。

当然，我对国内旅游的反感不完全因为天价门票（门票对职业风光摄影来说算不上主要开支），我的反感还来自于国内景点的过于商业化。大部分景点都陈列着一样的蜡染布，类似的文化衫，同样的葫芦丝，真正开拓视野的旅行已经难寻。不管是山里小镇的节日，还是城里的京剧表演，都变成了与钱币交换相连，虚假和表面的东西。这是一种搬演的伪真实（staged authenticity)，观众们却沉醉其间乐此不疲。当山里的舞蹈脱离了节日为游客天天表演，当城里的京剧没有了群众参与而专为游客演出，这些传统的文化实际上已经死去。

我只能连连摇头了，甚至想呼吁抵制国内旅游。要我继续拿起相机歌颂国内景点实在是勉为其难。

北京西四北二条，团圆客栈的猫

虽然基本停止了拍摄，但我的网站日积月累也有了数千张图片，虽然我从不主动推销，但主动撞上我这个树桩子的兔子也不少。从2005到2008，我的图片不断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从国家地理到书籍封面，从航班杂志到房地产户外广告。我的网站访问量也稳步上升。免不了的，我的图片也不断被各大网站盗用，2007年中，我委托律师起诉了新浪、Sohu、人民网等四家主流门户网站，全都胜诉，得了五万多赔偿款，比07年我一年的稿费还多。对一个摄影师来说， 这是喜是忧？

不知什么时候，我在旅游摄影界也开始有了小名气。应一些公司的邀请我也举办了一些摄影基础讲座。经常地，我的个人聊天工具一打开就会有朋友咨询摄影，从最简单的名词解释、器材购买到类似哲学研究的各种古怪问题。我很愿意和朋友们探讨，但很多问题是大同小异，还有一些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如果我不理又显得太傲慢。2007年夏天，我开始动手写一本摄影入门小册子，《数码时代旅游摄影快速指南》，目标读者是从没拿过相机的初学者，希望人人都能通过自学成为摄影行家。到2010年这本书的电子版已经免费下载累计超过五万次。

看起来这都是挺不错的事，但我心里却越来越不安，甚至考虑彻底放下相机停止旅行。因为我开始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深绿派环保主义者。旅游业从来就不是绿色产业。飞机，汽车，机场，酒店，道路，每一项都建立在重工业基础之上（石油，钢材，水泥）。当候机厅和飞机上挤满了游客，当高速公路上塞满了自驾游的汽车，当所有的景点都在大兴土木拓宽道路建造酒店，你就会发现旅游给环境带来的破坏是毫无疑问的。看问题不能单方面，是否绿色要从产业链来分析。官方机构和媒体宣传旅游是无烟工业，这是一种误导。

我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我反对无节制的旅游，一方面我又是旅游业的推手。虽然我的网站专题也有很多纪实和反映丑陋现状的图片，但媒体和图片公司对这些是基本不理的，这几年赚稿费的图片全是美丽的糖水片。我不但提供糖水片而且还提供技术指导。越来越多的读者反馈就是：“杨飞，你的图文非常漂亮，我也要去那；”“杨飞我恨不得像你那样不上班，周游世界。”这样的评论十分让我晕菜，哭笑不得。我起到的是一个没事就拼命旅行的坏带头作用。

2006-2008年我就在这样的矛盾之中摇摆。我三度来北京，但北京专题的拍摄却三度流产，我在磨我自己的洋工。2008年11月我再度徘徊在初冬的北京街头，这一趟任务之一是和人民邮电出版社商讨《数码时代旅游摄影快速指南》的出版，以及与北京河图公司签订图片供销合同。当我干完了这些任务，再次在故宫、天安门、国家大剧院以及那些景点徘徊时，我极度矛盾以至于开始喃喃自语起来：what am i doing here? 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我终于忍不住了，决定放弃一切拍摄糖水片的努力。我决定回家，但我没有选择飞机火车汽车，我决定骑单车。

2008年11月14日，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出发，全程走107国道，经石家庄、郑州、武汉，于12月2日晚到达长沙，历时19天，行程1750公里。这19天我每天都从太阳出来骑到太阳下山，没有在任何旅游景点停留，没有拍摄一张旅游糖水片。这是一趟纯纪实之旅.
　

如果107国道专题只能选一张图片的话，那就是这张了，它反映了重工业扩张和环境污染之下普通民众顽强的生命力。湖南郴州，2011年4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发神经骑单车。作为一个深绿派环保主义者，能走路我不想动用任何轮子，若两个轮子可以搞定我不会动用四个轮子。骑自行车千里回家便于多拍照片，也可以表明自己的绿色生活态度。

公路帮助我们快速移动。一般来说，在路上是为了去某个地方，道路本身并不重要。但也有些人喜欢道路本身，喜欢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去哪里并不重要。在路上，意味着不再朝九晚五，意味着叛逆，以及藐视常规。在路上还意味着拥抱不确定性，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分钟路上会出现什么。就纪实摄影来说，战争、暴乱、贫困村和疯人院等特殊场景长期以来是主角，但我一直觉得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更应该记录，这才是生活的主流。

很多前辈都喜欢沿着道路巡游。代表人物当属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他著有《在路上》一书，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的经典作品。瑞士人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也曾驾车周游美国，后来出版了《美国人》画册（1958年）。说实话，此画册图片有的对焦不准，有的连地平线都是歪的，但这并不妨碍《美国人》成为现代艺术经典。在中国，骆丹2006年完成的《318国道》也曾获得国际摄影节金奖。当然，这个世界并非人人都是巡游爱好者，也有人天生厌倦旅行。我属于中间派，一般比较宅，偶尔远行。想出门走走，又想用相机记录生活，沿着一条道路拍摄再好不过了。

上海，312国道的起点。这张外滩黄浦江是我拍摄的糖水片之一，它被用在书籍以及地理杂志的封面上，帮我赚了不少钱。但金钱并不是拍照的本来目的

地理和旅行杂志通常以赞美为主，少有负面图文。中国国家地理就出过专辑，把318国道称为中国的景观大道，风光壮丽，人民淳朴。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我们在谈论一件事的时候应该好坏都兼顾。这个世界哪有纯粹正面的事情呢。骑行107国道下来，我整体觉得中国山河壮丽但是污染严重，人民淳朴但不少居民生活艰难。

假如摄影的活不干了，那我又能干什么呢。前景一片迷茫的时候，我决定来一次自虐。尼采说过，极大的痛苦是精神的最后解放者，唯有这种痛苦，才让人大彻大悟。于是我决定独自骑行107国道。这是我的回家之路。

不过说实话，长途自虐很多时候并不是一种救赎。2002年是我生命中最灰暗的年份之一，为了走出阴霾我去西藏独自背包旅行了70天。2003年夏天，我又参加了新疆慕士塔格峰攀登队（Mt. Muztag）。对于一个登山菜鸟来说，直接冲击七千米级雪山可谓自虐到了极点，我差点把命搭在了这座山上，但是登顶回来依然郁闷，这种极度自虐于一个人内心的平静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要是人的心里不安静，去哪都白搭。从这个角度来说，骑行107国道并不是什么救赎，它更多是放纵自己的欲望。既然喜欢纪实摄影又喜欢自行车旅行，那就拍个够。

基督教堂、关王殿和菩萨店，三大宗教挤一块了。这个教堂显然是普通住家改建的。三个孩子欢笑着跑过，我赶紧按下快门。湖南耒阳，2011年3月

曾有人问，盯着一条公路拍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可能并没有正确答案。如果这样问下去，一切都没啥意义。有生的东西必有死，一如生命本身，反正最后都是灭亡。我不能这么想，我应该强调相对的时间价值。所有的好作品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标准，那就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任何照片，不管当时多垃圾，几十年之后都会显现出它的价值。任何一张民国年间的照片，幸存到现在都成宝贝了。经得起时间考验，此标准意义何在？

我的想象：假如民国年间有人沿着大致的107国道拍过一组照片，不管他拍得怎么差，我都会非常高兴地拿来对比，看几十年间国道风景和人文的变迁。很遗憾我并没有找到前辈的类似作品。我希望后人能在图书馆资料库里找到我曾经记录的107国道景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107国道专题是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希望这些资料片在几十年之后能有一些史学价值。

从北京到长沙这19天我很好地享受了一个人的孤独，除了在酒店前台订房以及偶尔的问路，我每天都是一个人默默往前赶，有白天阳光树影下飞奔的愉悦，也有漆黑夜晚独自狂踩的恐惧（夜晚降临了离县城还好远）。在寒潮来袭的河南新郑，我发高烧一人独自躺倒在小旅馆，连客死异乡的幻觉都出来了。

还好终于扛了下来。整个107国道最大的问题是大货车太多。货车的喇叭声非常尖厉，闻之令人撕心裂肺。那种几十个轮子的类似火车的巨型怪兽其喇叭就要温柔很多，类似轮船汽笛，是一种能传播很远的低频，虽不撕心裂肺，但我心里更发毛，因为这种巨型怪兽开过时整个大地都在颤抖，伴随着类似龙卷风的尾流。在修路地段以及建筑工地较多的路段，尘土飞扬，黄沙漫天，口罩是万万不可缺少的。总体算下来，能享受骑行乐趣的路段应该不到一半。

一半是幸福，一半是痛苦。this is life.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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