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我们一口气吃完就把篮子吊在屋梁上。等妈妈去上课了我和姐姐就开始琢磨怎样弄桃子。我们把桌子拖过来，椅子搭在桌上，姐姐站在椅子上拿一个竹竿捅，捅一下就下来一个桃子。最后吃的我肚子象个皮球。

我妈妈说我小时候就特别倔强。我还不到一岁，不会说话的时候家里有段时间请了个保姆，有天晚上保姆困了可是我还不困，保姆很想要我睡觉，就把我强行放进摇窝。我就双手死死抓住摇窝上的蚊帐杆就是不睡。大人都气乐了。

1974年我妈妈带着姐姐和我到北京看爸爸。我第一次见到了大城市，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天安门。                  

我们这些生于70年代的人已经是够幸运的了。1960－1962年饿死无数的苦难三年已是过去；虽然1966－1976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整死的人不计其数，不过文革结束时我才六岁，基本上对文革没有太多记忆。唯一有点印象的好象是1975年我5岁的时候，我和妈妈一起去看学生的汇报演出，学生们唱歌跳舞，好象是唱打倒一个姓邓的。回来我就站在椅子上向邻居们表演新听到的革命歌曲。大家都夸我学得象。现在我知道那是1975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文艺汇演，主要就是要打倒邓小平。后来有一个阴冷的冬天大家忽然都戴上了小白花，原来是周总理去世了。但是没过两天又不让戴。后来没过多久又让戴小白花了，原来是毛主席去世了。

没过多久，镇上忽然有一天晚上热闹起来，放鞭炮，敲锣鼓扭秧歌，闹腾了几乎整夜，大人们都兴奋的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第11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标语就改成了“紧密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以前我们常喊的毛主席万岁改成了华主席万岁。但是没过多久又没人喊华主席万岁了。

现在我只能通过父辈们的只言片语和所有能看到的正史野史来了解中国大陆1966－197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好朋友春腾曾经告诉我，他妈妈所在的学校1966年学生批斗老师时候，14岁的初中女生在电话里这样的问另外一个学校的女生：“你们学校今天打死几个啊？”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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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的中学生们批斗老师的手段却极其残忍。用铜头皮带抽，灌辣椒水，坐土飞机，剔阴阳头，竭尽虐待之极。成千上万的人被批斗致死，或者自杀，如老舍，傅雷，刘少奇等等。

如果你的父母现在是50岁左右，那他们就曾经是那些疯狂的红卫兵。不信你可以回去问一下。

我曾经问过我妈妈文革开始的时候你斗过别人没。妈妈说参加过，因为不参加别人就会来批斗你。但是她生性善良，从来不为首，后来干脆当了逍遥派。有一次趁别人不在的时候我妈妈还给挨斗的一个“黑五类”倒水喝。那个黑五类打倒四人帮后重新当上了大官，他非常感激我妈妈， 因为他对那杯水没齿不忘。左图是我妈妈1966年坐免费火车串联到上海的留影（右一白衣者）。

我觉得文革应该建立一个纪念馆，无辜死于文革的人应该有上百万，远远多于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我们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为什么没有文革纪念馆？现在30岁以下的人还有多少知道文化大革命的？

1977年中我经历了另外一次小小的转折。妈妈所在的中学解散了，妈妈被重新分配到澧县澧旦公社中学教书。我跟随妈妈从小城镇到了真正的农村。9月间我开始上小学。

这个小学叫三甲小学，是澧旦公社澧东大队的小学。学校极其破烂，全是土房子，一下雨就漏水，连窗户都没有，只有几片明瓦透点光线进来。写字用的是石板石笔。有些穷的同学中午只有萝卜吃。我记得第一篇课文是“五七指示放光芒”。还有一篇是“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TMD我到现在还没明白“纲举目张”是什么意思。

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卷子发下来我做了一半遇到一道不会做的题，坐在那哭了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还可以先做后面会做的题。

我们也有一些快乐日子，如一起去偷地里的蚕豆，一起去如树林一般的棉花地采摘棉花。

记得有一天，夕阳很好。我在外面玩得脏西西的回家，推门回家，门吱呀呀的响，妈妈正在夕阳的最后一线光线下踩缝纫机，帮我补书包。我就支着头在缝纫机旁边看妈妈踩缝纫机。这也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一个片断。

1978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我们全家移居长沙，湖南省会，和转业后在湖南计算机研究所工作的爸爸团聚了。从此我就开始了在一个单位大院长大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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